後來我一直對這件事緘默其口，連我的同事也沒有提起，這其中包含了許多其它因素。擔心他們討論此事會引起法律問題。當然不會有任何證據對我的病人不利，但是這種討論很可能給她帶來不幸的後果。命運對她的懲罰已經夠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她應該重新生活並且為過去贖罪補償。當她從過去的罪擔中解脫出來之後，就永遠不再需要去背負了。失去一個孩子對她已是太重的打擊，在曆經沮喪的過程中以及那些監禁在療養院的日子，她已經付出償罪的代價了。
一、第一次心理分析
在許多精神病例中，病人總是隱藏著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一個從來沒有開口提及過的故事。對我來講，真正的治療必須由徹底全部了解病人最隱私的這個故事開始。這是病人本身的秘密，也是他的致命傷。如果能了解這個秘密，就能掌握治療的關鍵。醫生的職責正是去挖掘這個知識。在許多病例中，光是探索病人在意識範圍內的資料是不夠的。有的時候聯合診療很可能指引一條化解之路，同樣地，夢的解析以及長期耐心和病人的直接接觸都可能另開生機。在診療過程中，問題主要仍在病人身上，而非單在症狀上，我們必須提出任何對其全部人格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1905年我擔任蘇黎世大學精神病學講師，同年，也成為當地“精神病診所”的主治醫師。任職約有四年之久。在1909年我因為全心致力於個人的研究工作不得不辭去這個職務。直到1913年才結束學校的教職。我所教授的課程除了心理病理學之外，還包括弗洛伊德的基本心理分析，同時，還有Psychology of Primitivism。在第一學期的課程裏，我大半討論的主題是催眠以及Janet和Flournoy的主要學說，接下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才上場。
在有關催眠的課堂上，通常會引介病人到學生麵前，並且對病人的個人背景資料作詳細的調查，其中一個病例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一個顯然具有強烈宗教傾向的中年婦女在女仆陪伴下柱著拐杖出現在我的診室。她大約五十八歲左右，而且左腳罹患麻痹症長達十七年之久。我讓她坐在一張很舒適的椅子上，然後請她將一切告知我。她開始一五一十地敘述整個生病的經過以及所受的痛苦。最後，我打斷她：“好了，現在沒有時間再多說了，馬上要將你催眠”。
當我說完這幾個字，她竟然立即閉上雙眼進入非常之睡眠狀態，而我根本還沒進行任何催眠程序。對於這一點，我百思莫解，但並沒有去探究其中原因。接著她滔滔不絕地敘述一切，甚至還透露了好幾個奇怪的夢。但一直到多年之後我才了解這幾個夢正代表著她潛意識的內在經驗。當時我把她的病情認定為一種精神錯亂。現場的情況似乎越來越難控製，尤其是麵對在場作觀察的二十個學生。
半個小時之後，我想使她從催眠狀態中清醒過來，但她卻似乎拒絕合作。我開始緊張起來，以為自己很可能在無意誤入了一個潛伏的精神狀態裏。花了約十分鍾才把她弄醒。在整個過程裏，不敢讓學生察覺我的緊張。待她醒過來，發覺她顯得相當迷惑。我告訴她：“我是醫生，你沒有什麼大礙了！”結果她竟然大叫“我好了！”接著把拐杖丟掉，在我們麵前一步步走起路來。我非常尷尬，紅著臉告訴學生“你們瞧，這就是催眠的功勞！”可是坦白的說，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奇跡是怎麼發生的。
也就是因為這幾個相關的經驗使我放棄了催眠法。真的不了解究竟怎麼一回事，但是那個女病人果真痊愈了，而且精神奕奕地離開。我要求她繼續保持聯係，我認為最遲二十四小時之內，她可能再度發作。我一再懷疑，她的病卻不再複發。我隻能接受她已經完全康複的事實。
在事發之後第二年的暑期課程第一次上課時，她又出現了，這一次對我埋怨說最近她的背常常疼痛。很自然地，自問這是否和我的講課有關。也許她事先在報紙上看到我的授課消息。我向她詢問這個病痛發作的原因和時間，但她卻無法告訴確切的答案和解釋。最後，我猜想——她背疼一定是從在報紙上看到我授課的消息那一刻開始發作的。確實了這一個假設，但是對於那一次奇跡似的康複卻仍然不解。我再次將她催眠——也就是說她又立即進入了昏睡狀態。——後來，她的背就不再疼痛了。之後，讓她在我演講結束時留下來以便了解更多有關她的過去。結果發現她有個精神衰弱的兒子就住在我們醫院裏。對這件事我全然不知情。因為她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而孩子卻是她和前夫所生。這是她唯一的孩子，當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不幸的是孩子年紀輕輕的就患了精神病，而在當時，我隻是個年輕的醫師，對她來講，代表的正是她對兒子所寄望的成功。那種強烈成為一個成功者母親的渴望終於落實在我身上。最後，收我為義子，而且大大地宣揚了我治愈她病痛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