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全國讀者、作家和出版界所關注並看重的茅盾文學獎，到目前為止，先後評了五屆。在得獎的22部作品中，人民文學出版社折桂的就有11部，即《東方》（魏巍）、《將軍吟》（莫應豐）、《冬天裏的春天》（李國文）、《芙蓉鎮》（古華）、《沉重的翅膀》（張潔）、《鍾鼓樓》（劉心武）、《第二個太陽》（劉白羽）、《戰爭與人》（王火）、《白鹿原》（陳忠實）、《騷動之秋》（劉玉民、《塵埃落定》（阿來），占了半壁江山。人文社為什麼能取得這般令人羨慕的成就？
長篇小說：人文社的牡丹花
熟悉文學發展的人都知道，我國明、清代笑笑生的《金瓶梅》，曹雪芹的《紅樓夢》，到十八十九世紀的世界名著《高老頭》、《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紅與黑》、《大衛·科波菲爾》、《德伯家的苔絲》等，既代表了一個時代，也代表了一個國家文學創作的高峰。馮雪峰他們不但深知這個玄機，他們自己就是長篇小說的作家的研究家。比如，馮雪峰自己就準備寫《太平天國》，王任叔後來出版了《莽秀才造反記》，人們至今還流傳著他們抓長篇創作的佳話：
馮雪峰親自擔任《保衛延安》的責任編輯，找當時尚未成名的杜鵬程一起研究該稿的修改和定稿，杜鵬程高興得走到街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曾任駐印尼大使的副社長王任叔，看到浩然的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搶過編輯的稿子自己定稿，並在《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這才有了後來的《豔陽天》。
眾所周知，馮雪峰和王任叔命途多舛，後來不再當領導了，但“旗手倒下，紅旗前進”，繼任的副社長許覺民，仍然執行馮雪峰他們的既定方針，所以在長篇小說出版上碩果累累。除了上麵提到的《保衛延安》和《豔陽天》，文革前出版的優秀之作計有《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風鬥古城》、《苦菜花》、《三家巷》、《歐陽海之歌》、《在茫茫的草原上》等等，這一係列傑出作品的湧現，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畫廊，也為人文社日後形成茅盾文學獎這塊高地埋下了伏筆。
隊伍與陣地：創業的根基
文革以後，嚴文井是社長，韋君宜是總編。關於長篇小說的出版，韋老太還講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她說，我們社當然古今中外的名篇都要出版，“但是，當代文學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是人文社的牡丹花！”在嚴、韋的共同努力下，有這樣兩項重大舉措，要濃重地寫上一筆：一是決定召開全國中長篇小說座談會，二是創辦《當代》雜誌。
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文藝界從來就是政治思想的晴雨表。《光明日報》上《實踐是檢驗真是的唯一標準》剛剛發表，時任人文社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後任總編輯的屠岸同誌細讀之後，就敏銳地預感到大地即將解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過，他和小說北組編輯張木蘭等商量後，就向韋君宜建議，應該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及時召開一個全國性的中長篇小說座談會，將全國最有潛力的作家請到北京，解放久已禁錮的思想，繁榮已經凋蔽了十多年的長篇小說創作。
1979年2月6日至13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的全國中長篇小說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參加座談會的，既有在創作上卓有成就的魏巍、李隼，又有在政治運動中飽受磨難有一助肚子題材要寫的王蒙、從維熙、李國文、鄧友梅、劉紹棠、陸文夫、林斤瀾、宗璞，以及新湧現的極有創作天賦的劉心武、張潔、竹林、莫應豐、古華、蔣子龍、諶容、馮驥才……人文社還邀請到文藝界界最有威望、又十分關心小說創作的老作家茅盾來和大家見麵，講話。
當時文革剛剛結束，直接寫到文革，或者牽涉到政治運動的敏感題材的作品怎樣寫，作家提出了許多問題。當時人文社正好有三部寫到文革和所謂敏感題材的小說，如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孫顒的《冬》，竹林的《生活的路》。出版社內對這些作品議論紛紛，三部小說有好幾十萬字，要茅公通讀是很困難的。於是，韋君宜讓編輯部將這幾部小說的內容梗概寫出來，由她直接送茅公請教。2月9日茅盾先生公開表態，對馮驥才他們三人的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茅公的真知灼見，撥開了與會作家心中的迷霧。通過座談會人文社團結了一大批極有才華的作家，為出版社日後所出長篇小說的獲獎，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