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什麼是評價人才的標準？但從韓愈評價、舉薦人才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窺見一斑。
（1）韓愈把個人品性及修養看作是人才的一個前提條件
韓愈認為，士人（特別是貧賤之士）要進入權力機構有所作為，“必須有待，然後有所立”。“有待”並不是消極等待，而是積極修養自身，以備時用。
韓愈繼承了儒家“正心”、“誠意”、“修身”說，認為要實踐聖人之道，必先從人性的自我完善做起。他說：“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在此基礎上，才可“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用儒家思想陶冶情操，提高儒學修養。
（2）韓愈把能文章作為品評人才的標準
韓愈在《爭臣論》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這裏的“修辭”即寫文章，他之所以將著書立說看得與居於官守同等重要，是因為他認識到寫作也可以“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服務於現實政治的需要。
另一方麵，重視文學修養在唐代又有現實意義。唐代以科舉取士，主試詩賦，文辭優劣在選人中居於決定性地位，因而進士科又被稱為文學科。
韓愈曾教導青年學子說：“今居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使一世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此歟？”由此可見，韓愈當時已意識到文辭的好壞是士人能否進入官僚機構、實現其社會價值的關鍵。
仔細甄別，長期考察
對於選拔和任用人才，韓愈主張“仔細甄別”和“長期考察”。在韓愈看來，隻有這樣才能選拔出真正有真才實學的人。
韓愈指出“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但是，如果當權者在選拔人才時缺乏伯樂相馬般的鑒別能力，那麼，“雖有名馬，隻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
韓愈認為，選拔人才需“深思長慮”，是“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具有非凡的意義。當權者應該像周公那樣，“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發”，“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不得於天下之心”，也要“拔去凶邪，登崇良”。
事實上，韓愈舉薦人才的態度亦非常審慎，他所舉薦的人才都是經過他長期考察或仔細考核而證明確有才華者。
在《與鳳翔邢尚書書》中，韓愈提出了“精鑒博采”的識鑒原則，他說：“欲求士之賢愚，在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己，固已德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
在《答楊子書》和《送陳秀才彤序》中，他詳細地記敘了這一原則的具體操作過程。在鑒識陳彤時，他首先“目其貌，耳其言”，又留意到素“不輕以事接”的楊憑（時為湖南觀察使）對其禮敬有加，同進之士交其稱譽，但仍未全信。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
可見，韓愈識鑒人才態度之謹慎，工作之細致，已遠遠超出人們常說的“聽其言而觀其行”的識鑒方法。
事實證明，經過韓愈鑒識而舉薦的人才絕少虛枉盜名之輩。
唯才是舉，人盡其才
在人才選拔和錄用上，韓愈主張“唯才是舉”、“人盡其才”。
唯才是舉
唯才是舉，打破門第限製，不問親疏貴賤，是韓愈選才的重要準則。
中唐時代，舊的豪門士族雖已沒落，但出現了新的士庶矛盾，以門第論人、選才的偏向依然存在。以門蔭得官者成倍地多於科舉、薦舉，大批出身寒門但有真才實學的士人遭到壓抑、排擠。作為庶族士人的韓愈，就曾經曆過這種踏入仕途的艱辛和曲折。所以，他一再強調國家在用人方麵必須唯才是舉，堅決反對以門第論人、選才。
在《送齊·下第序》中，韓愈指出：“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仇、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羨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
韓愈這種破除門第限製的用人思想，在唐宋兩代是頗具代表性的，它反映了廣大下層庶族士人爭取進入國家政權，以遂平生之誌的共同願望。
人盡其才
韓愈在《進學解》中用比喻對此進行了說明。
韓愈指出，各種木料在建築房屋時，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種草藥在治病救人時，各有其特定的藥用價值。同樣，人才有的靈乖，有的拙訥，有的屈曲自飾，有的超群出眾，關鍵是要量才而用。
韓愈在《原毀》一文中指出，君子待人應“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韓愈認為，隻要他人有“一善”或“一藝”，就該利用，不要求全責備，並且還要既往不咎，隻看他新近的表現，不追究他過去如何。
在《行難》中，韓愈也表明了這種利用人才的態度，認為選舉人才不一定都是“大賢”，隻要“賢於人之賢”，即可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