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法製思想
韓愈的法製思想依然承襲傳統的儒家觀點，他主張“德主刑輔”、“經、律無失其指”等法製觀念。
“德主刑輔”
韓愈持儒家的“德主刑輔”觀點。
韓愈雲：“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
韓愈認為，秦“傳二世而天下傾者”，就是因為先王之道衰，紀綱亡；治國當“先仁義”，以德教化，隻要用先王之教，加強個人修身養性，就可使人“順而祥”、“愛而公”、“和而平”，順從封建統治者，不破壞封建社會秩序。
但是，韓愈也不忽視刑的作用，特別強調絕不可“憚於行刑”，如果勞動人民不盡力“奉事”封建統治者，就要使用刑罰，“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韓愈繼承董仲舒的人性論，認為人性是“與生俱生”的，分為上、中、下三品，以此論證封建等級製度是合乎人性的。這種理論也為封建法律把主要鋒芒指向勞動人民提供了一種依據。
在韓愈看來，具有上品性的人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信等完善的品德，中品之性可能走向上品或下品，至於下品之性，與五種道德相悖逆，是不可改變的“惡”性。與性三品相適應，人情也分三品。上品的情“動而處其中”，有所發動也恰到好處，能符合封建道德原則；中品的情的發動有過與不及；下品的情的發動，完全不符合封建道德標準。具有下品之情的人，天生具有犯罪的因素，實際上所指的就是勞動人民。
韓愈認為，對於中品以上的性可以進行教育，使“上之性就學而愈明”，即中之性改變為上之性。至於下之性，是不可教育的，隻可采取嚴峻的強製手段，控製或減少其犯罪，因為下之性“畏威”。
“經、律無失其指”
韓愈認為，封建執法活動不僅要依據法律，而且應當與儒家的經義相合；律是“聖人”製定的、符合儒家經義的；但執法者不能都是“聖人”，因此需要以經義“製有司者”，使執法活動與經義相合。
對於法律無明確規定的疑難案件，“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即根據儒家的經義處理。
韓愈在論述如何論處複仇案件時說，法律沒有這方麵的條文，是因為“不許複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即與儒家經義不合；“許複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對於這種案件，即可“酌其宜而處之”，使“經、律無失其指”。
韓愈的人才思想
韓愈的人才思想產生於他的求薦經曆和政治理想。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無疑使他產生了濃重的憂患意識；長大之後，應試“四選於禮部”、“三選於吏部”、“三上宰相書”，到升任朝官後的兩次被貶的仕進經曆，又使他對中唐社會下層的生活實際和“日入於衰壞”的社會現實有了更深的認識。以上種種，使他形成了係統的人才思想。
重視人才，善待人才
對於人才，韓愈首先主張“重視人才”，在此基礎上，還要做到“善待人才”。
（1）重視人才
韓愈繼承了儒家以道德治天下的思想，主張先通過教育的手段向廣大百姓灌輸封建的道德觀念，然後再用刑罰的手段加以控製。因此，他非常重視教育事業，因為德治的問題實際上是人治的問題，人治就需要有大批的人才，人才的培養主要靠教育，教育的任務就是要為治國興邦培育人才。
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建議上層的統治者要從長遠的利益出發，應該效法孟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精神，為鞏固封建統治，培養合格的官吏而教育天下之英才。如果不重視教育事業，勢必造成人才缺乏的局麵，封建統治就會產生“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的問題。
（2）善待人才
韓愈主張，在“重視人才”的基礎上“善待人才”。他以千裏馬與伯樂的關係說明了人才之難得，批評統治者愚昧無知、鼠目寸光，以及對人才的摧殘和埋沒。
韓愈認為，統治者要了解人才的所欲所求，然後視其才之大小，安排適當的官職，並為其創造能充分施展其才能的條件，否則，像對待千裏馬那樣，“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
何蕃是一個“學成行尊”的人才，但由於得不到善待，隻是做了一個太學生。在韓愈看來，“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他的才學德行隻能行之於太學這樣一個狹小的範圍內，倘若他能得一適當的官職，功業成就肯定要比現在大得多。
韓愈的朋友柳宗元也是因為被貶後，沒有得到善待，“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
凡此種種，都為執政者敲響了警鍾，不僅要廣泛韓愈的人才思想及其延攬人才，還要善待人才，否則，即使他們有化俗之方、安邦之策，如不在其位，也就難有施展的機會。
確立人才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