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人性思想
韓愈認為，人分三品，上品純善無惡，中品善惡相混，下品純惡無善。人有七情六欲，其善其惡，則因人本性的品級為轉移。上、下品是不能改變的，可改變的隻是中人之性。雖然如此，上品之性接受教育後就會變得更加完善，下品之性則可以通過法製進行約束。
人性的三個品級
韓愈主要針對佛教的人性論，提出了“性之三品，情之三品”的學說，用之衡量人心善惡標準，推進儒學仁義道德教化的過程。
韓愈雲：“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韓愈認為，人性的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種倫理道德。又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個品級。他劃分的依據是仁、義、禮、智、信“五德”。上品的人性，是一德為主的，通於其他的四德；中品的人性，則對五德中的一德有所不足或違背，而對其餘四德也有所不足或不符合的情況；下品的人性則是既違反了一德，也不符合其餘的四德。韓愈指出，五種倫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這樣，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
同時，韓愈把情也分成三個品級，而高下取決於每個人對自己的情感表現不同。韓愈之所以認為如此，主要他認為情由性決定，人的情感意誌與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固有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倫理，但又因為情感的表現和人的稟賦能力的不同，而分為上、中、下。
韓愈的“性情三品”之論是為了反對佛道二教的人性思想所發的，由於佛教主張無為、出世，宣傳滅情，忽視社會規範和生活倫理。韓愈主張人不僅有“仁義”的本性，而且還有情欲，情欲和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情之三品”是“性之三品”的表現，“性之三品”是“情之三品”的發動。一方麵人性有仁義道德的本性，有被教化向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麵，由於情欲的發動不同，導致人性的高下，有教化的必要性。“性情三品”之論是為了規範善惡標準，以為儒家先王之道的弘揚在人性上提供了理論基礎。
正位人倫的思想
韓愈一生弘揚儒學，倡導先王之道，他最關心的社會問題是佛教和道教盛行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現實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問題。
在韓愈看來，當時社會佛道二教的盛行給社會生產經濟帶來了巨大衝擊，佛教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衝擊和破壞更為嚴重，以及由此造成了人們行為方式的變亂，導致社會“傷風敗俗”，“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人際關係錯綜，人與人之間充滿虛偽、欺騙和卑鄙，人情疏薄，人際不和諧。韓愈對此情形，他力圖抑邪興正，辨時俗之惑，正位人倫，弘揚儒學之社會倫理。他認為，整合社會的關鍵所在，是社會人倫正位的問題，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孔孟之道立綱紀，正名分，盡本分。
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韓愈認為，首先要明確君臣父子社會的名分，理清君民關係。君臣民各守職責“在其位，謀其政”。把儒學的仁義之道，向下落實到具體的社會，注重分清群體社會中的各自地位和具體責任。“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理想的社會樂園
在正位人倫的同時，韓愈進而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樂園。
韓愈雲：“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
韓愈用先王之道的仁義道德來規範人們倫理生活，在這個理想社會中，名分綱紀正位，仁義道德定名，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人們生活無憂，人人都有仁義道德之心，都自覺恪守個中社會規範，“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使自己的欲望、理想得到滿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人際關係和諧，人情通達；“以之為天下國家”，社會安定，政治清明，整個社會生活秩序“無所處而不當”，呈現和諧安定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