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統說：“我有一個問題想向先生請教。我聽說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怎能夠屈洪流之量，卻幹些織婦之事？”
司馬徽見問，知道對方也不是凡庸之輩，便說：“你先從車上下來。”
等龐統下車之後，司馬徽便開始給他上課：“你隻知道小路近捷，卻不想會有迷路的危險。想當初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
司馬徽這番話，不但闡明了自己關於富貴的觀點，而且句句都有曆史典故。他說的伯成，是堯舜時的伯成子高，後來禹坐天下，他便辭官回家種田。
他說的原憲，是春秋時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貧困，但始終學而不輟。他說的許、父、夷、齊，即許由、巢父、伯夷、叔齊，都是古代不求富貴的隱士。
他說的“竊秦之爵”，指的是呂不韋。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財富，幫助秦太子子楚回國登位，被封官賜爵。
他說的“千駟之富”，指的是春秋時的齊景公，據說他有馬千匹，但無使民稱頌的德政。
龐統聽了司馬徽這番話，對他的學問和見識都佩服得五體投地，說道：“我生在邊野之地，少見大義之人。如果今天不來叩洪鍾、擂響鼓，便不能領教其聲音的洪亮。”
說完，便步行隨司馬徽來到郊外采桑，二人一個在樹上采，一個在樹下裝，邊采邊談，一直聊到深夜。
司馬徽不但有學問，而且還是荊州地區古文經學的領袖人物。司馬徽到荊州以後和劉表身邊的宋忠一起授經講學。
宋忠是當時與古文經學大師鄭玄齊名的學者，他與鄭玄雖同是古文經學的宗師，但兩人的治學方法和特點又有所差異。宋忠和司馬徽教出的學生李仁、尹默、王肅等都“依準賈、馬，異於鄭玄”。
這就反映了宋忠、司馬徽的學問與鄭玄確有區別，這種區別大致體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宋忠、司馬徽的學問簡約，而鄭玄的學問深蕪。總的說來，東漢時的古文經學要比今文經學簡約得多，正因為如此，鄭玄的古文經學在東漢末期占了上風。
但鄭玄學通今古各經，他的古文經學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經的內容及觀點。
而宋忠等所撰寫的《五經章句》，在當時被稱為“後定”之學，鮮受今文經學影響，因而與鄭玄是不同的。
在南北朝時，宋忠、司馬徽的學生王肅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鄭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
司馬徽治學簡約、學以致用的學風，對諸葛亮是有深刻影響的。曆史記載諸葛亮讀書，不是“務於精熟”，而是“獨觀其大略”。
這不能理解為諸葛亮讀書粗疏，而是說明了他在讀書時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綜合，從中抽象出最本質東西的功夫。
這種提綱挈領、化繁為簡的本事，正是諸葛亮把治學簡約的學風用於讀書的最好說明。諸葛亮讀書注重領會精神實質，正是出於思考、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因為隻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對理解現實具體問題才有理論的指導意義。
諸葛亮的《論諸子》，很能體現他學以致用的現實主義風格，其中寫道：
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這裏，諸葛亮對各家理論與經驗的評判，完全是以其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來分其短長的。
在當時，諸葛亮學習刻苦，勤於用腦，不但司馬徽賞識，連司馬徽的妻子對他也很器重，都喜歡這個勤奮好學，善於用腦子的少年。
那時，還沒有鍾表，計時用日晷，遇到陰雨天沒有太陽。時間就不好掌握了。為了計時，司馬徽訓練公雞按時鳴叫，辦法就是定時喂食。諸葛亮天資聰穎，司馬先生講的東西，他一聽便會。
為了學到更多的東西，諸葛亮想讓先生把講課的時間延長一些，但先生總是以雞鳴叫為準。於是諸葛亮想若把公雞鳴叫的時間延長，先生講課的時間也就延長了。於是，諸葛亮上學時就帶些糧食裝在口袋裏，估計雞快叫的時候，就喂它一點糧食，雞一吃飽就不叫了。
過了一些時候，司馬先生感到奇怪，為什麼雞不按時叫了呢？經過細心觀察，發現諸葛亮在雞快叫時給雞喂食。
司馬先生在上課時，就問學生，雞為什麼不按時叫鳴？其他學生都摸不著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