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乘機祝酒，憤然道：“我堂堂中華，屢遭侵擾。凡我國人，無不義憤填膺。洽卿一息尚存，義無反顧，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奮鬥不息。借此提醒諸位：1．本國境內可容他國陸海自由上岸否？則曰：軍權為國家之保障，不可也！2．本國境內可容領事裁判權否？則曰：司法獨立為一國之神聖，更不可改也！3．本國境內可容他國租界否？則曰：領土主權為立國要素，是萬不可也！4．本國內河可容他國自由行駛否？則曰：航權攸關交通主權，絕對不可也！5．關稅可受人束縛否？則曰：關稅主權絕對自由！相互提攜親善，貴在平等二字。欲求中日貿易發展，宜由貴國自動表示讚成敝國取消不平等條約，並請督促貴國政府立即實行。”日本方麵，沒料到虞洽卿如此強硬，隻聽得瞠目結舌。
本來中國代表團原定參觀大阪電氣博覽會之後返航，但日本方麵感到關係惡化，沒有達到目的，就極力緩和，邀請代表團到各地觀光。代表團於5月28日抵達京都，市長安田耕開始極力頌揚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虞洽卿雖然沒讀過多少書，但他愛聽書看戲，強學好記，其學識遠勝於常人。虞洽卿道：“從徐福東渡扶桑，到鑒真和尚，中日交往確實很多。在大阪，有位日本朋友說，富國強兵必由之路乃借助他國，美國正是借助英國及歐洲各國而成為世界強國。我想，我想，不光中國，日本也是如此。”虞洽卿以古喻今，提醒日本不要忘記強盛之由來。巧妙地引用大阪商業會議所會頭稻田煙勝太郎的話，“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大有諷刺之意。日本方麵在京都的精心設計又落空了。
之後，代表團到了名古屋。名古屋商業會一心想做生意，會頭上遠野說了些親善的話，但毫無效果。虞洽卿和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打了幾十年的交道，多是和西洋商人來往，和日本商人瓜葛較少，因此對日本極不感興趣。這也是他在曆史洪流中排日行動的根本所在。再者，日軍長期占領中國部分領土，國人難以容忍。五卅慘案強化了這一反感。中共和廣東革命政府一再發表宣言，號召打倒西方列強，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得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擁護，代表團中不乏其人，迫切要求抵禦外侮，振興實業。國內輿論界密切關注代表團每天的活動，大勢所趨，若不態度鮮明，無法對國人交代，無法在上海立足。
虞洽卿於是道：“親善友好絕不是嘴上說說而已，而是見於行動。屢屢侵華，算是親善嗎？”
虞洽卿實際上拒絕了日方的貿易要求。日本方麵感到中國商業代表團心意已決，如直接洽談貿易缺少感情基礎，改成懇談會形式全麵交換觀點。
由大阪朝日新聞社舉辦的懇談會交鋒最為激烈。虞洽卿把這次懇談會看作是樹立愛國者形象的絕好機會。既然是懇談，不妨誠懇。虞洽卿毫不客氣地說道：“隻有取消不平等的條約，才能進行平等的貿易。”
日本商業會議所書記長高柳鬆一郎道：“沒有不平等條約，這是大日本帝國以最大的犧牲換來的勝利果實，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不會取消。”
虞洽卿輕蔑地說道：“道不同，不相為謀。那就不要和我們談‘親善’了。”
餘日章善於製造氣氛，忽然借日美矛盾向日方施加壓力，要求改變中日不平等現狀，使得懇談會無法進行。最後，日方代表無言以對，隻好有氣無力地強調說：“現在討論不平等條約太突然，日本人沒有心理準備，太傷日本人的感情了。”
第二場懇談由明治大學舉辦，日方想以文攻商，占嘴舌上的便宜，出場的是清一色的大學教授和博士。虞洽卿何等精明巧變，知道學問上鬥不過對方，改為攻心戰術，開場便道：“不取消不平等條約，就無法消除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惡感，諸位博士對此有何高見？”
餘日章在一旁推波助瀾。時間不大，日方內部產生了分歧，甚至有位法學博士、經濟學教授小林三郎道：“我願意接受中國代表團的觀點，由中日法學界和實業界組織調查機關，共同研究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問題。”虞洽卿、餘日章等人見日方各自爭論不休，不禁暗自得意，隻當看了一場日本笑話。
日本實業團體又舉辦了第三次、第四次懇談會。懇談愈見誠懇，可見虞洽卿等人懇談的功效。虞洽卿代表中國工商界，寸步不讓：“不解決政治現狀，經濟問題也無從協商。”
日華實業協會會長澀澤榮一在無可奈何之下被迫讓步，提出一個折衷的方案——中日實業家聯合設立“懇請機關”，調停中日雙方商務交易案。澀澤榮一雖然隻是泛泛許諾，但已放棄了簽訂中日經濟貿易協定的目標，不再唱“共存共榮”的高調了。中國代表團取得了“民間”的勝利。無論虞洽卿私心多重，做到這一點已經難能可貴了。“國民外交”懇談會失敗後，日本政府終於按捺不住，登台亮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