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狠手辣絲毫不亞於黑社會
民國十五年（1926年）8月24日，江浙資本家張謇病逝，他生前有詩：“籲嗟吳與越，動受四麵牽。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時？今年待明年。嗚呼！覆巢之下無完卵，野老灑淚江風前。”他哪裏知道，從他所待的“明年”開始，他的詩成了日後江浙財團民族工商業者在蔣家王朝統治下進退無門的悲慘寫照。江浙財團幫助蔣介石建立了全國統治，除少數頭麵人物被安排在政府機構任務外，大多數人很快就自食苦果了。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虞洽卿深諳此中道理，所以他推掉了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同是江浙財團的代表人物，張靜江的結局與他相比不免淒涼，這也是虞洽卿高明的地方。
張靜江和虞洽卿一樣大部分時間都耗在了賺錢和用錢上，但他在政治方麵比虞洽卿走得深。他早年憑借個人資本和經營的機智投資謀利，多用於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晚年依靠手中的權力，斂財於民間，用於蔣家王朝的“建設”。1928年秋，張靜江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由於他事事獨斷專行，蔣介石對他非常不滿。張靜江與國民黨新貴之間的矛盾也開始表麵化，政治地位不斷下降，在蔣介石麵前也逐漸失寵。由於蔣介石的疏遠，張靜江最終失去了權力，從此意誌消沉，閉門謝客，吃齋念佛，不問政治。他逢人就說：“不要做官，沒有做頭！”蔣介石在危難之時，全由他鼎力相助，到頭來卻落得如此冷落，以至於沒有他容身之地，這是他萬萬沒有料到的。
1950年9月3日，張靜江客死紐約，不知是為紀念張靜江，還是出於對張靜江的內疚，蔣介石困守台灣之後，親自為張靜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而虞洽卿由於引身而退，避免了和蔣介石的正麵衝突，最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地位。
虞洽卿雖然不願當財政部長，但對不妨礙經營實業的名譽職位卻很感興趣。如1927年11月1日他任上海特別市參事會參事，一年後任中央銀行監事。蔣介石接管上海後，華洋交涉之事仍由虞洽卿出麵，虞洽卿顯得威風八麵，氣勢非凡。
1927年7月1日，工部局納稅西人會決定加征二厘房捐，由於事前未經納稅華人會同意，市民一片抗議之聲。虞洽卿一邊批評工部局不該未經納稅華人會擅自決定，一邊聲稱工部局預算入不敷出，增稅實屬無奈，兩頭不得罪。工部局原本騎虎難下，幸好虞洽卿及時遞來的梯子，樂得借坡下驢，同意從第二年起恢複以往的捐稅額，此後如有增加，會征得納稅華人會同意。這件事就這樣解決了。12月，虞洽卿擔任納稅華人會主席，名正言順地作了華洋糾紛的首席調解人，他偶爾會在具體細枝末節上為華人“請命”，實際上卻不輕易得罪洋人，時常搞些聯誼會，祝什麼“中外合作之花欣欣向榮”。
1928年2月，荷蘭銀行特地為這位在華經理舉辦任職二十五周年紀念典禮，虞洽卿的胸前掛上了荷蘭政府授予的勳章，他從荷蘭銀行總裁手中接過荷蘭王宮收藏了二百二十年的自鳴鍾。他當時感慨萬千，仿佛看到了一艘從寧波方向開來的小火輪，艙中一個土裏土氣的少年睜大眼睛呆呆地望著十裏洋場：這就是大上海？多少人說過的乞丐成群、財神四處可見的上海灘？他得意地笑了。
4月16日，納稅華人會宴請工部局中外董事及委員，作為主席的虞洽卿講話：“前此雙方雖已經誤會，略有芥蒂，頃已漸歸消滅，撥陰翳而見青天……吾人種族雖異，而愛和平、尊公道、安居樂業之願初無不同。”他把五卅慘案及赴日參觀時猛烈抨擊西方列強侵華的言論輕輕抹去，對工部局的希望僅是“容納公眾意見，節源製流”。真是“皆大歡喜”！
如果說江浙資本家吃盡了蔣介石的苦頭，虞洽卿卻是不盡相同，他嚐到的甜頭遠甚於苦果。江浙資本家忍痛捐輸，盼望著蔣介石能帶來工商業的黃金時代，沒料到盼來的卻是內憂外患和四大家族的巧取豪奪。
虞洽卿的企業也在劫難逃，軍事當局以軍情緊急為由，遲遲不恢複長江航運，使虞洽卿的輪船運輸業受到沉重打擊。他的三北公司營業大受影響，虧損累累，陷入困境。
1927年10月17日，淞滬衛戍司令部交通處租用十六艘三北公司商船，拖延了兩個月，共欠租金煤款十四萬元。虞洽卿惱火萬分，要求白崇禧補付租輪墊款，放回征用船隻。白崇禧知道這個“一品百姓”不好惹，下令歸還三北公司的商輪，並命令龍華的參謀長保護船主利益。
1927年11月，上海商業聯合會發表結束宣言，虞洽卿作為上海工商界頭號大亨，在商界普遍困頓的情況下不得不有所表示，第一次率領上海商界譴責國民黨政府。
1928年6月，工商界代表應邀出席國民黨全國經濟會議，虞洽卿等人趁機提出：保護關稅，整理金融，整頓交通，提倡國貨，保護商人財產，整理勞資糾紛等。全國經濟會議通過了削減軍費百分之二十六，全國軍費每月四千萬元等措施，實際上無異於一紙空文。會後，虞洽卿四處遊說，呼籲實施此議案，自然沒有絲毫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