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虞洽卿致函上海總商會、縣商會和閘北商會，公開責備國民黨政府內政失修，導致商業疲敝，民生困苦，目睹種種弊病，“殊覺不寒而栗”。他號召上海各商會聯合起來，向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請願，“一方以國民資格向五中會議陳述國民厭亂望治之切要，求一心一德，共謀國事；一方以團體代表資格向政府請願，務將全國經濟會議通過各案，分別緩急，一一見諸實行。”
虞洽卿素來擅長以此製彼，此次借工商界的要求，隻為加重自己在蔣家王朝統治中的分量。而且，他素愛出頭，此舉也關係到他切身的利益，因此非常賣力。
工商界同仁早有同感，一直敢怒不敢言，經他一挑頭，積憤難以抑製，都願意追隨他到南京請願。
上海商界請願代表六十餘人陸續到了南京，南京總商會會員十多人也自動加入請願團。
8月11日上午，虞洽卿率領代表團成員徑直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向二屆五中全會請願，要求麵呈請願書。要知道，滬寧工商界巨頭鬧事，猶如財神爺鬧事，國民黨政府無法用機槍、水龍頭對付，隻得讓李協和代表全體委員出來接見。
虞洽卿當即發表演說，陳述所求：頒布約法，監督財政，永保安寧，裁減兵額，財政統一，整飭黨紀，關稅自主，免除雜稅，勞資合作，恢複交通。
國民黨政府對這些要求本來不屑一顧，但大火燒到了家門口，確實有煞風景，隻好想辦法平息請願風潮。
不料，虞洽卿魄力驚人，整個代表團為之大受鼓舞，大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氣勢，他們甚至決定於12日晉見蔣介石。
蔣介石聽說後頗費了一番心思，心道：“這個老家夥在上海混了這麼多年，盤根錯節，難以動他。他從來都好這一手，而且吃軟不吃硬，不妨給他點麵子。我就不信他真想鬧到底。”
蔣介石決定先拖一下，讓虞洽卿等人消消火，他派副官對虞洽卿說他有事赴滬，將於13日下午6點在總司令部款待代表團，請大家有什麼建議在宴會上說。
代表團本來一肚子惡氣，沒料到蔣介石笑臉相迎，也不好鬧事了。事實上，虞洽卿早算透了蔣介石的心思。
12日，外交部長王正廷在湯山別墅款待代表團。宴席之後乘著雅興參觀了中山陵和明孝陵。
13日，代表團這才去總司令部赴宴，受到了國民黨高級官員的殷勤接待，憤憤不平的情緒消退了大半，畢竟還拿他們當自己人。
虞洽卿鬧夠了，假裝認真地向蔣介石提了些不痛不癢的建議。要知道，虞洽卿不提頭，誰敢生事。
既然虞洽卿不生事，氣氛自然歡洽。
14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通過了“軍費在整個預算上不超過百分之五十”，“裁兵為整軍理財之第一要務”等《整理軍事案》，算是給代表團一個交代。代表團得到安撫，大有顏麵，不再較真，心安理得地返回上海。
蔣介石送走了這幫財神爺，長舒了一口氣。他知道，虞洽卿喜歡無事生非，多給他一些甜頭就不會帶頭鬧事了，段祺瑞就是這樣做的。
於是，沒過幾天，全國交通會議聘請虞洽卿為航政股正主任，急請他審查議案。虞洽卿一高興，自然沒心思理請願團的事情了，興衝衝地返回南京。
他不願當財政部長，為何單單對航政股正主任感興趣呢？
原來，當財政部長就要為蔣介石籌錢，弄不好了還要自掏腰包，而當航政股正主任可是個掙錢的差事。
自此，虞洽卿雖然有時候仍作出一副義正辭嚴的麵孔，但隻是擺擺架子而已。除非關係到他個人的利益，否則輕易不出頭。
1929年10月，中日兩國修訂通商行船條款。虞洽卿以上海航業公會理事長的身份給外交部長王正廷寫信，要求收回領海和內河的航權，維護本國輪船航運業的利益。事實上，這些利益是和他的利益休憩相關的。為了收回日本在華的航權，他甚至不惜批評國民黨政府，他領導的航業公會對國民黨政府都非常有意見。
此時的虞洽卿已經年過六十，精力大不如前，無意於政治活動，而是把賺錢視為第一要務。這倒不是虞洽卿不重視爭名了，而是他苦求一生的名似乎也到頭了，沒什麼可爭的了。後來，傅筱庵又回到了上海，但對虞洽卿的地位已經構不成威脅。
傅筱庵回滬還有一段小小的內幕。1928年12月東北易幟，傅筱庵懇求孫傳芳向張學良進言，請張學良致電蔣介石撤銷通緝令。蔣介石已經統治天下，不必和他糾纏，但為了讓他知道厲害，故意拖了幾年。九·一八事變後，在蔣介石的默認下，虞洽卿做了個順水人情，以寧紹同鄉會名義請求撤銷通緝令，蔣介石複電照準。1931年10月16日，流浪四年半的傅筱庵懷著複雜的心情重返上海。傅筱庵回來後，虞洽卿沒有痛打落水狗，反而顯得十分親近，頗得寧波同鄉讚譽。
盡管虞洽卿支持蔣介石，但以他的經曆和地位不可能完全倒向蔣介石，蔣介石需要更為聽話的人操縱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這個人出現了，就是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