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很有建樹的一任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於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在張聞天同誌追悼會上致悼詞說，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我黨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同誌“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從１９３５年１月遵義會議後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稱“總書記”）起，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屆六中全會，在這三年多時間裏，張聞天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代領袖。毛澤東曾說過：我們黨的曆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
遵義會議推選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是曆史的必然選擇。1932年冬，臨時中央政治局進入中央蘇區以後，張聞天作為政治局常委之一，就同總書記博古在經濟政策、文教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要不要同十九路軍聯合反蔣抗日、要不要支持福建事變）等方麵發生分歧，進行爭論。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爭中，圍繞廣昌戰役的戰略策略問題，兩人在會上爭得麵紅耳赤，不歡而散。在張聞天同博古的矛盾（稱“博洛矛盾”）逐漸加深、張聞天在中央高層受到排擠的同時，他同毛澤東的關係密切起來，許多重要觀點趨向一致。張聞天寫了一係列批評“左”傾錯誤的文章，並在長征出發前發表了稱為長征“動員令”的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在長征出發時，他同毛澤東、王稼祥結成“中央隊三人團”。湘江戰役失利以後，“中央隊三人團”在政治局內部開展了對錯誤軍事路線的鬥爭，提出並堅持中央紅軍正確的戰略方向；促使政治局作出召開遵義會議的決定；張聞天還首先提議請毛澤東出來擔任軍事指揮。在遵義會議上，在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後，又是張聞天第一個站出來作反報告——反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報告，對遵義會議的勝利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可見，從反五次“圍剿”到遵義會議，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一直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最前列。同時，他當時是在黨內職位僅次於博古的領導人，又是共產國際培養和信任的幹部。在遵義會議後，推舉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勢所必然，是曆史的選擇。
在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問題上，曾經有過這樣那樣不同的解釋。本書上篇，依據曆史事實，敘述張聞天從犯有“左”傾錯誤到站在最前列同“左”傾錯誤進行鬥爭的過程，說明遵義會議後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曆史必然性。在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內沒有比張聞天更合適的人選。這是本書想要說明的第一個重大曆史問題。
本書想要說明的第二個重大曆史問題是：張聞天作為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第五朝領袖”，他當總書記當得怎麼樣？
張聞天是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危難之際，在重大的曆史轉折關頭，挑起中央總書記這副曆史重擔的。他擔任總書記後，立即起草並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及時向中央紅軍、向全國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領導機構，傳達貫徹了遵義會議精神，完成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第一次偉大轉折，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長征途中，他又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一起，團結全黨全軍，同張國燾的退卻逃跑和右傾分裂進行了鬥爭，促成了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這時，中國共產黨又麵臨緊要的曆史轉折關頭。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加劇、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張聞天又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一起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領導全黨實現了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他親自率紅軍渡過黃河東征，擴大、鞏固了陝北根據地；他力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放蔣”後內戰一觸即發之際，親赴西安，坐鎮處理，維持了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局麵，維持了國內和平；他和毛澤東一起指導了同國民黨的談判，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同時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放手發動群眾，開辟抗日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爭，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發展壯大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張聞天這一任總書記，被毛澤東稱為“明君”，他堅持民主作風，發揚黨內民主，備受全黨讚揚。相信讀者讀過本書之後能夠得出結論：張聞天這位總書記是有職有權的，是當得好的，在兩個曆史轉折關頭，是有大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