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甫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巡視工作進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這時，洛甫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紅軍戰略轉移前的準備工作以及所有高級幹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在組織人事方麵，洛甫有權能做的事，隻是提出中央政府隨軍轉移的中級幹部名單，交“最高三人團”批準。當時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團”列入“留”的高級幹部名單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表示希望“走”。張聞天深表同情，隨即向博古陳情。博古一點沒有商量餘地，硬是以病弱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來。洛甫在延安整風時寫的自傳中談到此事，說當時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裏很不滿意”。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
洛甫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的心裏早已鬱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到寧都會議（1932年），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毛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比洛差得多。毛從於都回到瑞金已經是10月初了。
這時，洛和毛都住在“雲山古寺”。眼看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現在又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土地，他倆心中都充滿抑鬱、憤懣之情。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處前黃桷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洛向毛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滿。洛毛之間這次坦誠的交談，使他們的關係，在踏上長征征途的前夕，進入了一個稱得上是戰友的全新的階段。
0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一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踏上長征路0張聞天發表動員長征的“戰略社論”
長征出發前夕，在1934年9月29日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發表了一篇張聞天署名的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社論發表後，紅軍總政治部立即發布“政治指令”，要求全軍根據這篇社論就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寫的回顧長征的文章《出發前》中，稱它是“一篇關於紅軍戰略的社論”。他和何叔衡是讀了這篇社論後，立即意識到紅軍即將進行戰略轉移了。這篇社論，實際上是紅一方麵軍長征的宣言書和動員令，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概括，標誌著張聞天的思想已經躍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比較自覺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反對“左”傾路線的高度。它清晰地說明，張聞天已經完全擺脫了“左”傾錯誤的桎梏，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完全合拍和一致，走到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一邊。
紅軍戰略大轉移的決策，在廣昌戰役失敗後博古主持的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已作出。向共產國際報告後不久即得到同意。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也在博古、周恩來和李維漢等組織下積極進行。正如陳雲在向共產國際報告中所說，“首先，在我軍主力縱隊撤出中央蘇區向西部進發之前，黨先派一部分部隊打出蘇區，深入敵後。尤其是我們派了抗日先遣隊紅七軍團向福建方向和贛閩邊界地區挺進，於是我們的部隊插到了東北方向敵人的後方。”“第二個行動：派部隊從湘贛邊區打到湖南去。”此外，“為紅軍主力部隊補充了青年戰士。我們吸收了三萬名誌願者參軍”；“我們培養了一批基本幹部和部隊的骨幹”；“我們籌集了60萬擔糧食，供紅軍西征開始階段用”；“還加緊生產彈藥，彈藥生產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還給戰士置備了特製的軍服，籌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中央確定從贛南突圍之後，紅軍代表潘漢年同“南天王”陳濟棠的粵軍的談判即緊鑼密鼓地進行，進展相當順利。停戰協定的簽訂，為紅軍西征開出了一條通道。博古領導下的中央局對於突圍行動這一巨大的戰略轉變，進行了緊張準備，但軍事行動計劃處於高度保密狀態，直到9月下旬，博古要張聞天撰寫一篇社論，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作出解釋，以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
由於“博洛矛盾”的加深和“毛洛合作”的發展，張聞天在廣昌戰役失敗後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自覺了。他寫於1934年6月24日的《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就是他基本上掙脫“左”的桎梏、自覺地站到正確路線一邊的標誌。在這篇文章中，張聞天已經毫不含糊地“最尖銳的提出同這種‘極左主義’進行堅決鬥爭的極端必要”。他指出，“如果不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與一時的狂放的革命性”，那麼，同樣地，“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是不可能的”。張聞天鮮明地批評“‘左’傾總要比右傾好”的流行觀點，指明“極左主義是機會主義另一種形式的表現”，“不要懼怕‘左傾革命家’的威嚇”。張聞天：《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寫於1934年6月24日，載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67期。收入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1卷。文章具體分析了“極左主義”在黨內思想鬥爭中、在檢舉行動中、在對待地主富農的政策上、在經濟政策中的種種表現和嚴重危害，激勵大家拿出勇氣，去反對“極左主義”。通過對閩贛的巡視調查，張聞天對“左”傾路線在軍事策略方麵的表現和危害有了進一步認識。7月26日，他在閩贛戰地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分兵把口，困守堡壘的辦法”，說將地方武裝用來“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指出“這種公式必須立刻粉碎，我們的同誌必須立刻從堡壘、從空機關走向群眾”。認為閩贛黨的第一任務是“武裝廣大群眾，發展遊擊戰爭”。張聞天：《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1934年7月26日在閩贛戰地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71期。收入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