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達到瓦窯堡會議提出的目標和作出的部署，張聞天同毛澤東緊密合作，團結中央領導集體，克服內部矛盾和外部困難，在不長的時間裏，打開了新局麵。為戰勝張國燾的右傾分裂，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勝利結束長征，奠定了基礎。同時，又為改變對蔣策略，建立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不懈地、卓有成效地努力。
東征山西
瓦窯堡會議確定紅軍行動的主要方向是“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這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討論後才確定下來的。
在中央紅軍剛剛落腳陝北的時候，張聞天就提出鞏固和擴大陝北根據地的任務，並把它同“打通蘇聯”的方針聯係起來。這一基本方針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一致讚同。中央紅軍在陝北立定腳跟後，大家進一步認識到：陝北太窮，經濟落後，人口有限，補充兵員，解決給養都成問題，更加堅定了向外出擊，打通抗日路線，以求發展的決心。然而，對於向外發展的方向、時機，看法並不一致。張聞天在1935年11月20日和25日給毛澤東的信中曾提出北上寧夏然後東進綏遠抗日前線的方案。毛澤東不讚成，認為應該東征山西，爾後北出綏遠。毛澤東12月1日複張聞天的電報中說：“我不同意的是時間和徑路問題。第一，目前紅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在12月23日瓦窯堡會議討論軍事問題時，毛澤東在報告中闡述了東渡黃河，進軍山西，開辟山西西部五縣以上地區為初期蘇區的計劃。張聞天認識到，毛澤東提出的紅軍發展方向應對著日本前進方向的主張很有道理，堅決予以支持。明確表示改變自己原來的向寧夏發展的方案，“同意向山西方向”，並強調“黨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張聞天1935年12月2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瓦窯堡會議通過的《軍事戰略問題決議》決定：1936年1月“擴紅”5000，赤化宜川、洛川，完成渡河準備；2月過黃河東征，用半年時間將山西西部呂梁山區開創為初期根據地；爾後相機北出綏遠，對日直接作戰。
在瓦窯堡會議討論軍事問題前，林彪曾致電中央，建議將戰略重點放在陝南。張聞天、毛澤東在12月21日以洛、毛聯名複電予以否定。電文說：“林來電悉。在日本進占華北的形勢下，陝南遊擊戰爭不能把他提到比陝北等處的遊擊戰爭還更加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後者是更重要的。”此電發彭德懷轉林彪。因為華北是當時日本侵略的重點，平津一帶不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華北已經成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發民族革命戰爭的地區；而閻錫山當時反蔣不抗日，實行與日寇“共同防共”的政策，把山西沿黃河二十餘縣劃為“防共區”。所以，紅軍東征討閻，是高舉抗日旗幟，直接指向日本侵略者，政治上、軍事上都是有利的。如向南發展，勢必同正在與紅軍商談聯合抗日的東北軍和西北軍衝突，而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則可趁機進入西北，顯然不利。
0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十打開新局麵0瓦窯堡會議以後，對於怎樣處理好鞏固與發展（擴大）根據地的關係，也有不同看法；對東征的決策，也有人想不通。有人提出問題：目前紅軍剛到陝北，剛立住腳，是鞏固一段時間再往前發展呢，還是馬上去發展呢？有人怕渡不過去，也有人怕渡過去後撤不回來。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戰略指導思想。他認為應汲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局促於一個地區並不能鞏固。紅軍行動應更加廣泛、更加靈活一些。擴大與鞏固，現在應該特別著重於擴大。對張聞天支持東征決策，有人不理解，說他不該老是跟著毛澤東跑。張聞天聽到這類議論，總是坦然地說：“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據劉英回憶。參見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誌》，載《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
在行動上，張聞天抓得很緊。繼1月10日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渡河東征的作戰方針之後，1月17日，張聞天又在政治局會議上代表中央常委宣布：“中央領導隨主力行動，到紅軍中去。”表示了堅定不移地進行東征的決心。在這次會上，他還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分工：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張浩、凱豐隨軍行動；周恩來、博古、鄧發留在後方組成中央局，周任書記，王稼祥病愈後參加會議。另外還成立了地方工作委員會，由羅邁、張浩、王觀瀾、劉曉等11人組成，隨軍事行動的發展做擴紅、籌款、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的工作。據1936年1月1日政治局會議記錄。
1936年2月初，張聞天到達黃河西岸前線，立即同彭德懷會麵。他對彭解釋東征山西的戰略意義，告訴彭，作戰方案已經采納了彭的意見，可以確保過河主力部隊不與陝甘根據地脫離，必要時可以安全撤回黃河西岸。據張聞天1967年7月25日寫的一份材料。參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頁。在此之前，洛、毛聯名發電告彭，過河東征，“躍進深入敵後”，要在“無隔斷危險時才行之。同時保證第二批退回渡河船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