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渡河東征以後，黨中央接到魯迅、茅盾、宋慶齡等的來信；3月中旬，又有從上海再次來陝北的張子華彙報了上海地下黨的情況；同國民黨和南京政府聯合抗日的秘密談判剛剛開始，也需要進行聯絡。於是，張聞天又及時把同上海黨組織建立聯係、開展統一戰線的工作抓了起來，決定派馮雪峰作為中央特派員前往上海。上海地下黨是經過幾次大破壞後留存下來的，情況複雜，同黨中央又長期失去聯係。派馮雪峰去，首先是因為他過去在上海活動的時間長，同魯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識，可以先通過魯迅等摸清情況，然後開展工作。張聞天同馮雪峰相知很深。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張聞天就知道這位在杭州一師讀書的“湖畔”詩人了。30年代初在上海，馮在張聞天領導下主持中央文委工作。1932年11月張化名“歌特”著文糾正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馮轉變及時，貫徹得力。到中央蘇區後，馮又在張兼任校長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任教務主任，後來參加了長征。東征山西，馮是地方工作委員會11名委員之一。馮在呂梁山區率領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很有聲色。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誇獎他。據周恩來在193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以馮雪峰的忠誠、機警和才幹，他去上海是合適的人選。
張聞天親自向馮雪峰交代任務：第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麵聯絡，促進聯合抗日；第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領袖（沈鈞儒等）、群眾團體建立關係，傳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擴大統一戰線的組織；第三，恢複黨中央與上海地下黨的聯係，建立上海黨的工作，並發展上海原來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帶管一管文藝界工作。周恩來親自交給馮雪峰“建立一個電台”的任務，以便及時將情況報告中央，同中央聯係。據馮雪峰：《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頁；馮雪峰：《有關1936年周揚等人的行為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的經過》，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1936年7月26日、30日兩次政治局會議記錄。臨行前，張聞天邀馮雪峰到自己的窯洞裏吃晚飯，為他餞行。張聞天叮囑雪峰：“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據程中原訪問劉英談話（1981年12月6日）；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頁。
馮雪峰化名李允生，於4月中旬同返回上海的張子華一起從保安出發，經膚施（延安）、洛川於21日抵西安。從這裏立即登上東去的列車赴南京。他在南京稍事逗留後即到上海，在一家小客棧裏住下，第二天就去見了魯迅。馮雪峰按張聞天的指示開展工作，統一戰線和黨的工作都有進展。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製訂《抗日救國初步政策》，宣言響應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馮雪峰在其間參與做了工作。他還及時了解了情況，聯係了留在上海分散堅持活動的一些已經知道是可靠的黨員，同2月成立的江蘇省臨委江蘇省臨委是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的簡稱。1936年2月由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黨團決定成立。書記為鄧潔，委員為胡喬木、王翰、王新元、丁華。接上關係，實施領導，並開始重建黨的組織的工作。馮雪峰與從莫斯科回國和國民黨方麵接洽談判國共合作問題的潘漢年、胡愈之也接上了頭，並互相配合開展工作。
1936年7月6日，張聞天和周恩來在安塞聯名複信給馮雪峰，指示他進一步發展上層統一戰線和群眾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克服關門主義，推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信中還表示了對魯迅和茅盾深切的思念之情，對他們“為抗日救國的努力”很欽佩，要馮雪峰向他們“轉致我們的敬意”。該信手跡存中央檔案館，全文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4期。7月下旬，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海工作”是此次會議討論的問題之一。會議肯定馮雪峰去後上海工作“正在展開”，“是有進步的”。同時又看到馮雪峰的“工作範圍太複雜，在外交方麵、政治方麵都要他負責，事實上是做不來的”。會議認為上海工作很重要，需要派人去加強領導，並醞釀“派政治局的常委去，或者派較強的幹部去”。對今後上海工作的發展，張聞天指出，主要是擴大統一戰線。現在，對黃色工會的策略轉變還不夠；文化界的團體，救國會，組織上都比較狹隘；對南京各方麵的活動也要擴大。會後，張聞天給馮寫信，指示他對統一戰線更加擴大起來，要他重點抓建立上海黨的工作，注意劃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上海方麵的白區工作一直由張聞天分管。1936年9月政治局會議後中央又派潘漢年任中共談判代表赴上海，後來又任命潘為中共駐滬辦事處主任，馮為副主任。隨著統一戰線工作的發展，上海地下黨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