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南下”方針已然破產，但張國燾還是死不認賬。在部隊到達道孚後，張國燾於3月15日召開了一個幹部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的報告，還是彈他的“南下”方針“完全正確”、反對毛洛周博“完全正確”的老調。說什麼“耍回馬槍，乘敵的空虛突然南下，這是非常正確的。”“至於我們此次的北上，是在達到了預定的目的以後，我們主動的向北發展。”“在相當意義上說，南下是勝利，達到了我們預定的目的。”他還鼓吹“我們在這裏不是借路經過，而是要整理部隊，建立政權。”4月1日，張國燾又在機關活動分子會上作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和我們當前任務的報告，繼續攻擊中央的“北上”方針，散布他的偏安西北邊陲的謬論。他對張聞天、凱豐等過去批評他擅自成立“西北聯邦政府”耿耿於懷，說什麼“我們要了解西北聯邦政府的正確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曆史需要”，“要立即開始與加強西北聯邦政府的工作，並要強固的樹立其威信”。本段敘述據《駁張國燾》，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頁。張國燾說：“我們要在四川、陝北、甘肅、青海、新疆、西康的幾省中建立廣大革命與抗日的根據地”。轉引自《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頁。張國燾不願與黨中央合作，要到西北另創一個局麵的用心暴露無遺。
5月初，張國燾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帶是藏民居住區，人煙稀少，糧食缺乏，幾萬紅軍被困西康一隅，難以生存發展。嚴峻的現實證明了黨中央“南下是絕路”的預言和張國燾分裂活動、逃跑方針的破產。張國燾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主力紅軍如果比較長久停留在川、康區域內是不利的”。張國燾的第二“中央”於1936年5月21日作出的《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綱》。走到這條絕路盡頭的張國燾，這時不得不回頭，提出：“我們目前的革命戰略是在奪取西北地區，創立西北廣大地區的抗日根據地。”同上。雖然張國燾的奪取西北仍然是以“我”為中心的自行發展，他並不想要去同中央會合，但處在絕境中的張國燾終於期待“陝北紅軍采取配合行動”了。同上。其中這句話的原話是：“建立西北抗日根據地，有吸引陝北紅軍采取配合行動的可能。”
1936年5月上旬，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在總結東征、部署西征以後，又討論了繼續團結、爭取張國燾的問題。這時，任弼時、賀龍、肖克、關向應已率領二、六軍團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麵軍會合，黨中央同二、六軍團的直接電訊聯係也終於恢複了。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鄧發、王稼祥、凱豐、彭德懷、林彪、徐海東、程子華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蕭克、關向應、夏曦諸同誌並轉各負責同誌，通報瓦窯堡會議以來黨中央領導下取得的巨大勝利，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說明目前黨和紅軍的任務。電報首先通報與二、四方麵軍最密切相關的紅軍同東北軍聯合工作的進展：
關於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已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的計劃，我們正在進行全國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麵的布置，必須嚴密對付日帝與蔣介石的陰謀破壞與軍事進攻，對外尤須嚴守秘密。
接著，電報評述了國內、國際形勢。關於國內形勢，電報指出：
黨的十二月政治決議及七次大會政治宣言與紹禹同誌在七次國際大會上的報告，均得到全國廣大人民包括知識界最大多數人的同情與擁護。紅軍的東征引起了華北、華中民眾的狂熱讚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甚至如李濟深亦發表擁護通電，馮玉祥主張抗日與不打紅軍，南京政府內部分裂為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的兩派正在鬥爭中，上海擁護我們主張的政治、經濟、文化之公開刊物多至三十餘種其中大眾生活一種銷數約達二十餘萬份，突破曆史總記錄，蔣介石無法製止。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領導示威遊行，許多外國記者讚助反日運動，從藍衣社、國民黨起至國家主義派止，全國幾十個派別在聯共反日或聯日反共的問題上，起了分裂、震動與變化，我黨和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正在積極組織中，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取著暴風雨的形勢。
關於國際形勢，電報指出：“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號召，已在許多國家得到勝利”，“國際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麵。”
電報最後提出當前任務：“弟等與國燾同誌之間現在已經沒有政治上與戰略上的分歧，過去的分歧不必談，唯一任務是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與蔣介石，北等對於兄等及二四方麵軍全體同誌之艱苦奮鬥表示無限敬意，對於采取北上方針一致歡迎”，為求革命勝利，應“以和協團結、努力奮鬥為目標”。完全是一種真摯誠懇的態度，采取的是寬容大度，絕不恃強壓人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