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瓦窯堡會議決議》，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是在“抗日”與“反蔣”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方針下進行的。其時，經過長征的紅軍剛到陝北，為了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與進剿中求得生存與發展，不得不把擴大與鞏固蘇區根據地和發展紅軍作為基本任務，統一戰線的重點自然也隻能放在聯合東北軍、西北軍和發展白區工作、開展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方麵。在當時，把1927年叛變革命，十年內戰中屠殺工農，與中國共產黨結下血海深仇而在日寇侵略、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仍堅持其反共滅紅和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視為主要敵人之一，是勢所必然，是由中國革命鬥爭的曆史情況和黨與紅軍所處的具體環境決定的。
然而，中國共產黨是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的基點在於抗日。所以，抗日統一戰線是否包括蔣介石在內，並不決定於中共的主觀願望，而取決於蔣氏之是否抗日。所以，一當出現蔣氏向抗日的方向動搖的跡象，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立即從實際出發，主動地、靈活地運用統一戰線策略，適時地調整對蔣策略。不過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以至“聯蔣抗日”，對蔣策略的改變實非易事，是在1936年至1937年同國民黨南京政府反複進行政治較量和軍事鬥爭中逐步實現的。
國共兩黨直接聯係的恢複
1936年2月27日，受托為南京政府送密信並接洽與共產黨商談聯合抗日問題的董健吾（化名周繼吾）、張子華抵達瓦窯堡，國共兩黨中斷了十年的直接聯係由此恢複，這就把“抗日”與“反蔣”是否繼續並提的問題提到了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麵前。在這之前，張學良在洛川會談中表示的“不同意打蔣”的意見，已經引起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視。
1936年3月初，張聞天、毛澤東等在山西石樓前線接到博古從瓦窯堡發表的電報，得知南京當局通過關係派專人送信到瓦窯堡，表示要同中共談判聯合抗日問題，希望中共中央立即答複，促使中共對蔣方針發生變動。
同共產黨和紅軍打了十年內戰的蔣介石為什麼在這時提出同中共談判聯合抗日問題呢？決定的因素是華北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獨占中國的侵略行動直接危害和威脅英、美等國和蔣介石集團的利益。蔣氏為維護其利益、鞏固其統治，不得不調整其內外政策。蔣在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開始作出將改變妥協退讓政策的表示。他雖然仍侈談“和平”，但同時又說，“和平到完全絕望時期”，“犧牲到最後關頭”，他即“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與此同時，對外，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以爭取蘇聯的支持和幫助；對內，企圖並用政治、軍事兩手策略，在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通過“談判”，收“溶共”和“收編”紅軍之效。
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十二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1935年12月，蔣介石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表示，希望蘇聯“能夠促進國共團結”。鮑格莫洛夫拒絕蘇聯政府充當國共談判的中間人。1936年1月，蔣又告訴這位蘇聯駐華大使，他“準備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讓中國紅軍存在”。隨後，蔣又表示“可以在以下基礎上同共產黨達成協議：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權威，同時保留自己目前的編製，參加抗日戰爭。”除此以外，蔣介石還在1935年底派陳立夫秘密赴蘇談判，希望訂立共同對日的軍事同盟。後蔣考慮時機尚未成熟，令已到德國的陳返回南京，同蘇聯駐華大使交涉。又令回國述職的中國駐蘇武官鄧文儀趕回莫斯科，同蘇聯一些高級將領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
在國內，蔣介石設法同共產黨建立聯係。他指派陳立夫打通同共產黨的關係，同時要宋子文想辦法。
陳立夫把任務交給ＣＣ係要角、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曾即於1935年11月底把任務交給了鐵道部勞工科長諶小岑。諶與曾是天津北洋大學同學，早年參加過“覺悟社”，同周恩來夫婦有舊誼。諶小岑通過翦伯讚邀來呂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建立了聯係。另外，諶小岑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左恭認識了一位寧夏人黃先生，黃先生的真名叫王緒祥，黨內名為張子華。張子華建議由國民黨直接派人去陝北。
宋子文找宋慶齡商議怎樣向中共中央傳遞國民黨要求談判的信息。1936年1月，宋慶齡把董牧師（健吾）請到家裏。董是共產黨員，宋子文在聖約翰大學的同學。宋慶齡交給董一封信，要他到陝北麵交中共中央領導人。行前，宋慶齡又給他一張財政部長孔祥熙簽署的委任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以保證旅途方便與安全。
上海中共特科獲悉此事後，決定派張子華隨董健吾同赴陝北。張子華通過諶小岑征得曾養甫同意，與董結伴西行，於1936年1月抵西安。時值隆冬，遍地冰雪，加之陝北蘇區處於國民黨軍隊包圍封鎖之中，董、張二人在西安滯留了40天，未能找到合適的交通工具和安全進入蘇區的路線。他們隻得請張學良幫忙，經東北軍掩護前往。終於在1936年2月27日到達瓦窯堡。董健吾進蘇區後即化名周繼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