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六門課程之外，張聞天從學院創辦一開始，就重視黨的方針、政策和當前重大現實問題與理論問題的學習與研究。他很重視毛澤東的報告和著作。馬列學院開學不久，正值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發表《論持久戰》的講演，張聞天每次都要各組派學員和院部的同誌一起去聽講。後來，他又親自約請毛澤東到學院作報告。毛澤東的《戰爭和戰略問題》、《反對投降活動》、《新民主主義論》的部分內容，都是在馬列學院作過的講演。毛的其他重要著作，差不多每篇發表時，張聞天都讓馬列學院組織學員認真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武裝了全黨，同時也是馬列學院理論學習的指導思想。馬列學院的政治方向，始終是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政治路線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對立或抵製。
張聞天非常重視敵後、戰區和國統區的實際工作經驗。有領導同誌從前線或大後方回延安，隻要有機會，他都親自請他們來馬列學院作報告。周恩來的《國內外形勢與大後方統一戰線》，朱德的《形勢與華北抗日遊擊戰爭》，彭德懷的《華北戰場》，鄧小平的《華北抗戰形勢與敵後根據地建設》，彭真的《關於晉察冀形勢》，董必武的《關於大後方形勢》以及賀龍、張鼎丞等的報告，都豐富了教學內容，促進了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張聞天自己除了親自講課，主持課堂問答以外，經常就黨內重大事件、黨中央重要的方針和決定作報告。馬列學院開學不久，張聞天作了一次批判張國燾叛變投敵的報告，反複闡明“必須黨指揮槍，決不能槍指揮黨”的道理。據曾彥修：《根深不怕風搖動——懷念張聞天師》，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頁。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開完以後，他立即向馬列學院師生傳達。一共作了六七次報告，詳盡地闡述毛澤東所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精神，結合曆史與現狀，精辟地闡述了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與策略，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據宋平：《深切懷念張聞天同誌》，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頁。1940年7月7日抗戰三周年紀念日，中央作出《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馬列學院曾停課專門進行研究和討論，張聞天對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作了七次集體解答。理群（鄧力群）：《策略教育在馬列學院是怎樣進行的》，載《共產黨人》第13期（1940年10月）。正如當年一篇題為《策略教育在馬列學院是怎樣進行的》文章所說，上述這些報告，以及對中央各種決議、指示、宣言的研討，對黨報、黨刊的閱讀、座談，“使同學們有了實際的收獲，由此，他們接受了抗戰中某些經驗與教訓，使一般馬列主義理論原則的學習充實了實際的生動的內容，因此，保證了他們在學習生活中接觸實際問題，參加國內黨內的政治生活，並從中來學習黨的策略在各種環境、各個時期、不同工作部門具體運用。”
由此可見，張聞天對馬列學院必須堅持理論與實際一致的辦學方針，是很明確的。不僅如此，他的認識，在馬列學院的實踐中又有發展和深化。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的組織報告中提出的“宣傳馬列主義、提高全國的理論水平”、“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9頁。的任務，同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精神是貫通的。關於黨校的教育方針，張聞天提出，首先是“理論與實際的聯係，特別著重於馬列主義的革命精神與方法的教育，著重於拿實際問題來說明馬列主義的原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頁。。1940年2月，張聞天又在總結馬列學院經驗的基礎上起草了《中央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強調“鞏固與發展黨”是辦理黨校以加強對幹部的馬列主義教育的根本目的，規定“求得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是黨校教習的中心目標”，同時又指出，“在學校生活中為了求得這種一致，應該同在實際工作中不同。為了使學生切實了解馬列主義的精神和方法，應該經常研究與討論黨中央與黨的領導機關的各種文件與指示，應該經常多請當地的和外來的負責同誌報告各種時事問題及各種實際工作的情況與經驗。這些均應成為黨校的主要功課之一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3頁。在張聞天直接指導下，馬列學院正是以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來培養、教育幹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