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她並不像有些人顯然說過的那樣聰穎和富有魅力……她經常流露出憂鬱的神情（當她厭倦時，她的確很憂鬱，而且願意流露出來）。隨著歲月的流逝，返回中國為她帶來了非常困難的問題，我相信她和子文都有這樣的感覺。她回國後將麵臨一個對她已經變得陌生起來的世界和她已不適應的國內生活水準，麵對前麵的困難，她感到困惑。盡管她善於交際，頗受歡迎，可是她的態度仍然有點冷漠，總是注視著我們，總是在詢問、批評或表示自己的愛好，她覺得自己有點像陌路人。她尤其覺得這裏的東方學生的整個生活不自然，他們擺脫了男女授受不親的中國人的舊道德規範，與此同時，由於他們確實是美國大千世界中的一群外來人，這些青年男女又不自然地湊攏到一起。
當然，她是很受傾慕的，並不是因為當時她和她的兩個姐姐一樣的漂亮，而是因為她有激情，待人真誠，始終具有內在的力量。
他們（與子文）之間有一條真正的紐帶。美齡聽他的話，他是兄長，她總是希望得到他的教誨。美齡是一個很重視家庭的人，有著強烈的家庭自豪感和相當濃厚的服從家庭的意識（隻要不涉及任何具體行動）。她每每談起她的兩個姐姐和她的父親，經常談到子文，有時談到她的媽媽，但她從未提到過那兩個弟弟。
從1908年到1917年，宋美齡在美國學習了近10年。這10年是她從童年進入青春期的黃金時代，是她世界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她在美國讀完了從小學到大學的所有課程，完成了全部的學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宋美齡所受的教育是全盤的美國教育。宋美齡初到美國時，還是個小姑娘，正是學習和模仿力最強的時期，因此，她在生活習慣、舉止言談等各方麵都美國化了，她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也都打上了深深的美國烙印。她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隻有我的臉像個東方人。”她的一位美國朋友甚至說，從一張照片上看來，連她的臉也不太像東方人了。
但是，宋美齡並不是數典忘祖的人，她對東方文明及其文化遺產仍懷著深厚的感情。在韋爾斯利女子大學學習時，她的宿舍的牆壁上掛著一把東方大寶劍，她經常把這把寒光閃閃的寶劍抽出劍鞘，把玩一番。一個對“異教的中國人”抱有成見的一年級女生，竟被這件武器嚇壞了，一走過宋美齡的房門時便拔腿跑開。
作為一個美國學校的女學生，宋美齡腳登結實的美國鞋，身穿和其他同學一樣的美國裙，這與當時中國的小腳女人相比，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她經常用一些色澤明快的絲綢在自己寬大的短外套或茄克衫上做點綴，使其保留一點中國人的特色，當她們姐妹自己在一起時還往往穿上中國旗袍，她們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並且頑強地保留、表現了中國人固有的特性。
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一位音樂教師感覺到宋美齡對中國文化及其遺產有著深切的感情，並且這種感情似乎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發濃厚。這位教師逐漸發現，宋美齡越來越為中國的文學和藝術感到自豪。有一次，宋美齡在與英語係的一位教師談話時，口若懸河地談到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並為西方世界對此竟然如此漠視而表示遺憾。
當然，宋美齡對中國的封建禮教和舊傳統是不滿意的，並且懷有某種擔心和恐懼。
宋美齡是宋氏兄妹中在美國受教育時間最長的一個人，也是對美國社會了解最深的一個人。除了接受學校教育，她還注重在遊曆和交往中學習。宋美齡曾自豪地說：“我遊遍了整個美國，實際上，美國的每一個州我都去過。每年暑假，要麼就是同我父親的朋友們在一起，要麼就是去拜訪我的同學。”就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也沒有幾個敢說像她那樣了解美國。這對她以後數十年間，幫助蔣介石製定聯美抗日和聯美反共的政策，成為美國與蔣介石政權之間的穿線人物，有著重大影響。
宋耀如送子女出國學習，是為了把他們培養成對國家和社會振興有用的人才，他常給在美國求學的子女寫長信，寄剪報，使他們了解國內的形勢。父親的良苦用心沒有白費，深深觸動著子女們報效祖國改造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動蕩的時代背景，讓宋美齡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大姐、二姐相繼成為孫中山的秘書後，她開始關注中國政局的發展。
民初的中國，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取代孫中山，成了民國總統。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實行獨裁統治，刺殺了宋教仁，罷免國民黨人所任都督的職務。孫中山進行二次革命，公開譴責袁世凱，說：“敢稱帝者全國共誅之。”袁世凱殘酷鎮壓了二次革命，又公開稱帝，在一片討袁聲中一命嗚呼，中國又陷入了軍閥混戰之中。
一個在異國他鄉生活多年的青年學生，其思想情感往往是十分複雜的。麵對國內如此動蕩的時局，一方麵他會有搏擊風浪的激情，另一方麵他也可能產生對落後和混亂環境的恐懼。總之，臨近畢業時，當美國同學在準備歡慶時，宋美齡同哥哥子文都不禁憂慮回國後如何適應環境的問題，他們甚至產生了延期回國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