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素來以為，中國近代積貧積弱倍受到列強淩辱是由於傳統主流文化精神的喪失和西方文化的衝擊。所以，他一生行事也集中於三民主義內民族主義裏恢複固有道德一項，他的反共與此認識也不無關係。蔣介石深受管仲治齊思想的影響，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為萬古不變之真理。即將展開的這項社會改造運動就融入了這些思想，而且以重樹“禮義廉恥”四維為運動的核心。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他既不能旗幟鮮明聲言複古，也不便重拾建立中央政權前的“革命”大旗。最後在宋美齡和幕僚的合議下，把它定名為“新生活運動”。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紀念孫中山的活動中，發表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講演。他說：“國家民族之複興不在武力之強大，而在國民知識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國民知識道德，在於一般國民衣食住行能整齊、清潔、簡單、樸素，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當天就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蔣介石親自擔任會長，同時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親自擔任指導長。於是，蔣氏夫婦一唱一和，轟轟烈烈地搞起了所謂的“新生活運動”。
這場運動剛開始具有明顯的“剿共”目的，蔣介石稱之為“精神方麵的重大戰爭”。他在鼓動和宣傳“新生活運動”的講演中明確地說：“我們現在在江西一方麵要‘剿匪’，一方麵更要使江西成為一個複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江西省會所在的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布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
宋美齡的表述更直接明了：“委員長深知欲根絕共產主義之傳播，當就其症結而取消其愚惑民眾之口實；故努力整飭吏治，使其在共產黨區域中之人民，在各方麵皆能改善其生活狀態，以反證共產黨宣傳之虛偽與殘暴。贛省為共產黨盤據中心之省份，經共黨統治之後，凋敝荒涼，數百萬人民廬舍為墟，家室蕩盡。委員長驅逐共黨出境之後，即開始恢複地方之繁榮，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礎；先於各處成立組織，指導民眾自力更生之方法；複經贛省教會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農村服務聯合會’；繼複發起新生活運動，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條，教以家庭衛生、自力工作與合作服務，以及其他新國民應有之常識。”由此可知，“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剿共”理念的重要實踐。
在蔣介石夫婦親自倡導下，全國各地都有響應活動。3月17日，南京也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大會，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也出席了大會。很快，這個運動便擴展到國內20省、1100多個縣。在國外也有響應，日本、朝鮮、爪哇、馬來西亞等地的華僑社會也設有支部。“新生活運動”成為國民黨建黨以來作從事的一次最大規模的文宣工作。
20世紀30年代是複興民族的時代，也麵臨著抵禦外侮的重任。配合“剿共”是蔣介石、宋美齡發起“新生活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這場運動具有如此之大的聲勢，其生命和吸引力卻不僅在於此。
蔣介石對禮義廉恥的解釋是：“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這樣看來，四維並沒有固定的內涵，發起者可以根據時代和環境特點充分發揮。宋美齡就把西方社會民眾普遍接受的權利義務觀念、文明衛生習慣等等充實到四維之架構中。蔣介石也把振奮國民精神的目的由對抗共產主義擴大到包含抵禦外侮的民族抗戰。對如何實現“合乎禮義廉恥的生活”，蔣介石提出了“三化”：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所以，蔣介石、宋美齡倡導的新生活運動，雖然著眼於“整齊、簡潔、簡單、樸素”，但絕不是讓人們消極應付日常生活，而是要通過嚴肅的紀律參加他們領導的群眾運動。
到20世紀30年代，知識界有誌之士在農村發起的“平民教育試驗”已經在社會上有了一些影響。從事平民教育和鄉村複興建設的晏陽初、梁漱溟等認為中國農村問題千頭萬緒，而又以愚、貧、弱、私四大問題最具根本性。蔣介石、宋美齡設計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早在1931年蔣宋夫婦就對晏陽初主持的定縣平教試驗表示了特別的興趣，並專門邀請晏陽初到南京長談。雖然有十分明確的政治功利性，“新生活運動”依然觸及到了中國社會的不少基本問題，隻是蔣介石、宋美齡囿於其階級利益隻能主張從道德和生活習慣等方麵去尋求解決，所以運動發動起來後雖然聲勢浩大，卻空有其表，無助於問題根本解決。
政府官員為了取悅蔣介石和宋美齡，對“新生活運動”的實施是一路綠燈。各種稀奇古怪的口號鋪天蓋地，如：
吐痰在地，在所禁忌；
行路走動，安全第一；
舉止穩重，步伐整齊；
走路靠左，上車莫擠；
窗戶多開，通光湧氣；
捕鼠滅蠅，習勞習逸；
漱口刷牙，黎明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