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在國內就遭到不少人的批評，被指責為含有“法西斯主義的色彩”，“以為全國人民衣食倘不夠，而高談精神複興，是無濟於事的。”因而，運動收效甚微。如果說在這個運動開展一周年之際，運動還取得一點效果的話，那麼在1936年即運動開展兩周年之際，由於“藍衣社”到處胡作非為，“新生活運動”已經名聲掃地，就連蔣介石和宋美齡也不隱瞞自己對運動結果的氣憤和沮喪。
正如1937年4月，宋慶齡在《亞細亞》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儒教與現代中國》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三年以前，國內開始了一個名叫‘新生活’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帶了儒教氣味的。”但在“‘新生活運動’中找不到任何新東西，它也沒有給人們任何東西。因此，我建議用另一種運動來代替這個學究式的運動，那就是，一種通過生產技術的改進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偉大運動。”
“新生活運動”也並非一無是處，在局部範圍內某種程度的精神觸動外，它逐漸構建起一個全國性的婦女運動組織體係。抗戰爆發後，“新生活運動”很自然地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難童保育，征募物品等等與戰時支援有關的活動。1938年5月後，宋美齡主持把“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改組擴大為全國性的動員領導婦女參加抗戰建國的總機構。
四、中國“空軍之母”
宋美齡政治生涯中最漂亮的一筆是參預中國空軍的建設，在組建中國空軍之時，出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宋美齡表現出了極強的外交才幹和辦事能力。麵對基礎極差的中國空軍，宋美齡白手起家，不費財政部一文一厘錢而從美國得到120架飛機和“空中外籍兵團”，建立起了中國航空部隊，並由此被稱作“中國空軍之母”。
1．出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
從家庭背景、生活習慣和性格愛好方麵來說，蔣介石和宋美齡之間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蔣介石雖說也曾在日本呆過幾年，但其生活習慣、言談舉止、所做所為，更具有一種濃烈的“中國特色”。他經常是戎裝打扮，衣服筆挺，腰杆挺直，且不苟言笑，具有嚴格的軍人風範。他很少著西裝，脫下戎裝，便換上長衫馬褂和中山服，他吃不慣點心，喝不慣咖啡，對中餐永遠是情有獨鍾。
宋美齡則不同，與蔣介石相比，她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比較欠缺，她舉手投足，思維方式和穿著打扮，都有明顯的西方特征。她吃不慣中餐，酷愛西式點心，愛喝加冰塊的威士忌酒，喜歡喝牛奶和咖啡。蔣宋一起用餐，經常是蔣介石吃中餐，宋美齡吃西餐，二人各得其樂。
婚後，基於蔣介石的特殊身份，宋美齡一直致力於當好他的賢內助。頻繁的軍閥混戰、變幻莫測的國際形勢和突如其來的種種變故，使民國政府內部混亂不堪，然而，也正是由於這一切，使宋美齡在外交方麵的才幹，逐步成熟起來，變成了一位高明的外交調停能手，這一點就連蔣介石有時也自愧不如。
宋美齡並非天生就具有外交家的天賦，她以前的生活圈子距離政壇很遠，就是在當上“第一夫人”之後，也有一段時間她感到很困惑，她不明白究竟自己要做些什麼，怎麼做才能與自己現在的身份相稱。但是，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後，有更多的機會經曆各種場合，接觸中外各界人士，天資聰穎的她，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外交風格，知道了什麼場合，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怎樣的打扮，見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成了一個具有特色的外交家。
宋美齡在蔣介石各地設立的行營或官邸都準備著兩套擺設各異的客廳，一套中式，一套西式，為來訪的中、外貴賓建了一個容易找到的盥洗室，並設一間帶酒吧的舞廳。留洋的經曆，使她清楚地知道，外國人的追求，並不是像中國政客追求的僅是政治目的，所以對於來訪的外賓，她在生活起居方麵給以特殊的關照，宋美齡才思敏捷，善於外交辭令，遇上記者提出挑釁性的問題時，她總能設法轉移話題，很少對記者發脾氣；在地方軍閥、地頭蛇來拜謁蔣介石時，她總能給他們創造一個寬鬆和諧的談話氣氛；對待下屬，她也總能保持良好的態度，起到緩衝的作用。
宋美齡是個權力欲極強的女人，她不甘心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裏，做無所事事的“第一夫人”，而是冒著戰火，跟著蔣介石東奔西跑。她精力充沛，永遠都有使不完的勁兒，她才氣過人，善於處理各種關係，替蔣介石辦了很多蔣氏難以辦到的事。
出任中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是宋美齡掌握實際權力的第一次體現。她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才華，為當時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特別是國民黨空軍的建設付出了許多心血，確實做出了很大貢獻。宋美齡也因此同國民黨結下不解之緣，被譽為“中國空軍之母”。
最早關注中國空軍建設的是孫中山，但是在軍閥割據混戰的時代，空軍這一需要巨大財力和技術力量支撐的新型軍種不可能得到有效發展。到1928年南京政府統一全國時，直屬於軍政部的航空署僅有24架飛機。雖然隨即開辦航空訓練班學校，有計劃培養空軍人才，並在1933年初最終明確空軍官製，卻始終沒有形成規模，弱不成軍。當年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時號稱200架飛機，實際用於作戰的僅數十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