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日益加深，國民黨政府內部的矛盾也逐漸擴大，主張抗日的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力勸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停止剿共，均遭拒絕，於是決定實行兵諫。蔣介石在驪山一個小洞穴裏被活捉，遭到了囚禁。
蔣介石被扣之後，國民黨內部一片混亂，親日派趁機爭權奪利，轟炸西安，欲置蔣介石於死地；以宋美齡為首的和談派多方設法，極力營救；周恩來等人代表共產黨去西安斡旋，協助張、楊尋求和平解決事變之路。
為了抵製親日派的陰謀活動，早日救出夫君，宋美齡不顧個人安危，親赴西安，參與事變的調停，代表蔣介石與張、楊及共產黨談判並達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議，對蔣介石早日擺脫困境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蔣介石被囚禁
1936年10月31日，蔣介石在洛陽過50大壽。張學良、閻錫山力勸蔣介石放棄“剿共”政策，讓晉軍、東北軍聯合紅軍抗日。蔣介石大怒，痛斥張學良是反革命。回到西安，楊虎城直言挾蔣以令天下，捉蔣行動在秘密進行。深夜，華清池響起了激烈的槍聲，蔣介石躲入驪山的一個小洞穴之中，後被活捉。張學良囚禁了最高統帥，蔣介石留下了抱定一死的遺書。
1．全民族抗戰，繞不過蔣介石
對於西安事變，宋美齡曾以當事人的身份，作過一個頗為理性的分析。她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西安事變之經過，其情狀之複雜，決非中國既往一般稱兵作亂之叛變所可比擬；而其關於國際與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勢，倘處置失當，即釀成民國以來空前之戰禍。至其對於內者，則包涵個人與全國各種複雜問題，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積於其間。”
誠如所言，西安事變的發生牽涉內政外交諸多因素，而總結為一條就是，在20世紀30年代要進行全民族抗戰，無法繞過蔣介石。這也是宋美齡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能夠說服強硬派暫緩軍事行動的主要理由。她當時告訴何應欽等強硬派：“今日國難至此，若無委員長，即不能有任何統一之政府”，“今日若遽用武力，確將危及委員長之生命，而國難嚴重如今日，在餘心目中，在全國民眾之想念中，委員長之安全，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之聯係，此餘之所以主張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證其安全也。”
有人說宋美齡同蔣介石的婚姻是“玫瑰與權杖的結合”，言下之意是政治交易才是蔣宋婚姻的實質，這種分析不免失之於武斷。宋美齡是深愛著丈夫的，她盡力維護丈夫的一切，甚至親涉險境也在所不惜，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就是明證。不過，自婚後隨同蔣介石在國民黨高層政治環境沉淫熏陶近十載，她更知道在西安事變這樣的突發性複雜事件中，個人的情感不管多麼深厚真摯，都無法影響時局，所以她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政治才幹，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敏銳地抓住了要害。在宋美齡的提醒下，那些主張武力討伐的軍政大員，隻要稍加回憶近年的往事，都不得不承認這個“婦道人家”的話的確不是危言聳聽。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由關外伸到關內；1935年華北事變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的高潮。由於國難嚴重，國民黨內外要求“平息內爭”的呼聲日高。這年11月國民黨五全大會上，蔣介石親自邀請閻錫山、馮玉祥來共商國事，一貫同蔣不睦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雖沒親自出席，也派了代表參加大會，這個統一的大會事實上已展示了蔣介石的地位在黨內逐步得到認同。在五全大會及1936年7月的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都明確表示和平、犧牲到了最後關頭，“即當聽命於黨國，下最後之決心。”國民政府的對外政策開始發生變化，國防會議成立，在繼續安內同時，不得不著手攘外的準備。
在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國民黨內部也發生變化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1935年秋發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最終在1936年9月將“抗日反蔣”的口號改為“逼蔣抗日”的總方針。周恩來在9月22日致蔣介石的信中說：“先生為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最高領袖，統率全國最多之軍隊，使抗日無先生，將令日寇之侵略易於實現，此漢奸及親日派分子所企禱者。先生與國民黨之大多數，決不應墮其術中。”周恩來在信中表達的觀點事實上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中央集體對蔣介石的態度。
連兵刃相見對立十年的共產黨都開始承認蔣介石在中國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更遑論國民黨內和其他政治團體了。
1936年5月31日，來自全國20多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其宣言和綱領稱，要集中整個民族的力量來對付我們民族最大的敵人。救國會成立時正趕上兩廣發生以抗日為旗號的反蔣事變，救國會表示“對於西南的抗日主張表示同情，對於西南的真實內容進行調查”，緊守“團結禦侮”的主張。其後，救國會的宣傳活動既批評國民黨的“安內攘外”錯誤政策，也批評共產黨“抗日反蔣”政策及其過火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