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堅決反共的人有這樣的認識的確讓後人鼓舞。但是，實際政治絕沒有聊天或寫文章那樣簡單，正如宋美齡在1946年對采訪的記者說的一樣，“政治一如愛情，很難捉摸，”不論她是否把自己的民主政治理念付諸實際的努力，在當時的中國都是無法實現的。因為宋美齡無法超越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統治體製，她事實上是這個體製的一根支柱。
蔣介石容許宋美齡在一定的範圍內，比如在“婦指會”和“兒童保育會”等，實踐她的民主自由，這對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是大有好處的，宋美齡也因為一些開明之舉而得到後人的紀念。比如，在她的提議和努力下，戰時兒童保育會就撥出部分款項和物資，在延安、山西等地成立了兒童保育院，撫養邊區和八路軍根據地的孤兒。
當時，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業務劃分為兩大環節——從戰區搶救難童運到後方，在後方設立保育院撫養兒童並按小學規範組織教學，使他們接受初級教育。宋美齡十分重視保育院的工作，經常去重慶近郊幾個保育院視察。
有一次，宋子文夫人張樂怡從香港回來，提議要去看看近效的保育院，宋美齡便帶她去了中共黨員趙君陶任院長的水土沱保育院。張樂怡也是婦指會兼戰時兒童保育會的理事，對兩會活動比較熱心，樂捐過不少資金。在去的途中，她們又約上了偶遇的鄧穎超。當孩子們看見她們一行人時，歡呼雀躍，“蔣媽媽！鄧媽媽！媽媽！”不停地叫喊。
當時，教員們正教孩子們唱《遊擊隊之歌》、《到敵人後方去》等抗日歌曲。孩子們纏著鄧穎超講些抗日遊擊隊的戰爭故事，急想深入知道歌曲中所說的事實。聽著聽著，又有幾個孩子搶著問：“敵人前方呢？光後方趕，能趕出敵人嗎？”“‘兩路夾攻’是哪兩路？”正講故事的鄧穎超似乎顧不上回答，一些孩子便轉過去問宋美齡。
宋美齡拿來粉筆，邊在桌上畫邊給孩子們解釋：“八路軍是個簡稱，全稱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到日本鬼子後方去打的是八路軍。除了八路軍，其他各路軍都在鬼子的‘前方’打日本鬼子。”宋美齡簡要地標出長城、黃河、長江，告訴孩子們：日本侵略者從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這樣一條戰線往西侵略，這就是敵人的前方，除八路軍之外的各路軍就沿這條線頂住他們。八路軍在敵人的後方，是我們的遊擊區。八路軍和前方的各路軍齊心協力前後夾攻就把鬼子趕出去了。在孩子們的央求下，宋美齡又給他們講了正麵戰場的一些戰鬥故事。
水土沱保育院工作人員特別尊敬鄧穎超，這引起了張樂怡的不安。事後，她曾埋怨宋美齡中途約上了鄧穎超，使得旅遊政治化大煞遊興。宋美齡則表示，全民抗日，團結至上，不管水土沱保育院的其他人是不是中共，隻要他們把保育院辦好就行。那些人尊敬鄧穎超，是他們的自由，鄧穎超去不去都一樣。鄧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和保育會的理事，約她同去視察有助於增進彼此信任。再說，讓鄧給孩子們講敵後遊擊故事，而同時自己也向孩子們講正麵戰場的故事，讓孩子們完整了解抗日戰場，這也是十分難得的機會。
宋美齡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同中共和民主黨派人士合作，主持婦女指導委會和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工作，搶救、保育了大批難童，是值得稱道的。
二、三姐妹聚首重慶
全麵抗戰爆發後，大敵當前，宋氏家族內部的關係也大為緩和。宋氏三姐妹在香港飯店同時露麵，並在大庭廣眾之下同桌用餐，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隨著戰爭局勢的變化又相聚在重慶，並同台進行對外廣播，揭露日軍侵華罪行，呼籲國際援助，獲得了極大的反響，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
1．三姐妹在香港飯店同桌用餐
抗戰期間，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實現了空前的團結，共同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盡管國民黨方麵時常挑起摩擦、打擊壓製中共和人民大眾的抗日熱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爭取之下，一直堅持到了對日戰爭的勝利。宋氏家族內部也出現了少有的和睦，兄弟姐妹6人，特別是三姐妹的關係大為改善。
自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宋慶齡同宋氏家族一直聯係不多，甚至到了斷絕來往的程度，全麵抗戰爆發後，宋慶齡又恢複了同已走上抗口之路的姐姐、妹妹之間的交往，通過對宋藹齡和宋美齡的工作，對四大家族和國民政府團結抗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宋美齡在表麵上與二姐宋慶齡之間有分歧，暗地裏卻一直保護著二姐。在十年內戰最艱苦的年代裏，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誌，與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行為，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成為愛國、民主的旗幟，當然同時也成為國民黨特務暗殺和迫害的目標。宋美齡不忘骨肉情意，堅決不允許軍統、中統特務對二姐有任何過火的行動。
抗戰興起後，三姐妹為了同一個目標，漸漸地走到了一起。三姐妹見麵是在1940年春，當時宋美齡患病治療需要療養，故離開重慶前往香港。在此之前，大姐宋藹齡和二姐宋慶齡已先後到達香港。宋美齡抵港後，住在大姐家，沒多久，宋慶齡也搬來同住，三姐妹實現了少有的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