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4日，宋美齡返回重慶，當時正在中國為戰時情報局工作的格雷厄姆·佩克注意到，盡管在美國國內的美國人民在有關中國的情況方麵受到欺騙，但美國兵卻沒有。在飛越危險的駝峰之前，為了減輕飛機重量，宋美齡的行李在阿薩姆機場卸了下來，另裝一架美國軍用運輸機。這一裝卸是在機場相當偏遠的一角進行的，搬運行李的美國兵不慎摔了一個柳條箱，箱子開裂了，裏麵的東西都滾了出來。裏麵滿是化妝品、內衣和各種珍奇的玩藝兒。蔣夫人是打算用這些東西伴她度過戰爭歲月吧！這些美國兵勃然大怒，因為當時駝峰運輸處於困難時期，許多美國飛行員為了向中國運送物資而犧牲生命。這些士兵把其餘的箱子也都摔在地上打破，皮大衣、魔鍾等在塵土中滾得一地，用腳踢踹夠了，這才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丟進待命起飛的飛機。
當然，宋美齡這些奢侈的行為暴露了其固有本性，但並不能因此而否認其訪美的功績。她在美國所進行的抗日宣傳，爭取美國對中國抗日援助的宣傳，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宋美齡在美國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卑不亢態度，也顯示了中華民族的氣節。盡管她從小接受美國教育，但並沒有“唯美是從”，即便是在羅斯福、丘吉爾麵前，她也是落落大方，談吐得體。
四、開羅會議展風采
開羅會議是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中美關係到達拋物線上的頂峰，也是下降的開始。在開羅會議上，宋美齡一展夫人外交的風采，作為蔣介石的翻譯、秘書和顧問，她始終陪在蔣介石的左右，為其出謀劃策。在會見羅斯福、丘吉爾時，宋美齡不卑不亢，大方得體，顯示了其外交才幹與風範。開羅會議也是宋美齡政治生涯的頂點。
1．蔣介石成為世界四巨頭
1943年7月至8月間，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形勢發展得很快。蘇聯紅軍在打擊德國法西斯的戰爭中掌握了主動權並轉入了戰略總進攻，英美聯軍也先後取得了北非戰役的勝利，擊垮了意大利法西斯。德國占領下的法、比、荷、波、捷、挪威、丹麥、希臘、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有了蓬勃的發展。同年8月，美軍在瓜達卡納耳島消滅了日本的全部守軍。日軍喪失了作戰主動權，美軍轉入戰略總反攻。
在這樣的形勢下，同盟國在開羅召開三國（中、美、英）首腦會議，討論與中國和亞洲有關的重大軍事、政治問題，包括聯合對日作戰計劃和戰後處置日本問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召開的十幾次最高級會議中惟一有中國參加的一次。能夠參加中美英三國最高首腦會議，這不僅標誌著蔣介石，也標誌著中國在世界地位的上升。
弱國無外交，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在世界上毫無地位可言，毫無外交可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千百萬將士的浴血奮戰，終於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擁有了發言權，使英美等大國不得不重視中國的地位和影響。開羅會議是中國孤軍抗戰，打出亞洲，走向世界加入同盟國，擠進世界四強的第一個高峰會。
會議原本計劃由美英蘇中四國首腦參加，鑒於斯大林拒絕參加有蔣介石參加的國際會議，羅斯福和丘吉爾決定把一個會分兩次來舉行：中國人參加，蘇聯人不參加的開羅會議，和蘇聯人參加，中國人不參加的德黑蘭會議。
1943年10月28日、11月1日和11月9日，羅斯福先後三次致電蔣介石，建議在埃及的開羅召開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此外，11月12日，赫爾利以羅斯福特使身份來到重慶，與中方就開羅會議預先交換意見。赫爾利解釋了羅斯福的用意，並強調：關於亞洲問題，葉英兩國如有分歧，羅斯福可以第三者的身份從中調解，蔣介石本著“無所求、無所予”的態度參加開羅會議。會前他就中國方麵對於將在開羅會議中提出的問題整理了一個意見：第一，在戰略方麵的主要提案為：反攻緬甸海陸軍同時出動之總計劃，成立中、美、英三國聯合參謀會議。第二，在政治方麵的提案為：東北與台灣、澎湖應歸還我國，保證朝鮮戰後獨立，保證泰國獨立及中南半島各國與華僑之地位。第三，籌建戰後有力的國際和平機構。第四，對日本投降後處置的方案。第五，中、美經濟合作的提議。第六，對美租借物資的提案。
11月18日，蔣介石在宋美齡的陪同下，與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商震、侍從室一室主任林蔚、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侍衛長俞濟時等16人，自重慶乘飛機啟程，飛往開羅，途經阿格拉、卡拉奇各留宿一夜後，於21日抵達開羅郊外的培因機場。
蔣介石深知此行的意義非同凡響，自己在國內事務上比妻子高明，但在國際事務上卻是夫人技高一籌。他自知在開羅會議上少不了同丘吉爾有一番較量，便在開會前向妻子谘詢道：“夫人，你了解丘吉爾嗎？”
“Darling，丘吉爾可不好對付，”很顯然，宋美齡對丘吉爾所知甚深，“他既傲慢又謙遜，既彬彬有禮又粗暴魯莽，他足智多謀，獨出心裁，長於即興發揮，是把握細微末節的天才。他的演講富於鼓動性、煽動性，他是個貴族，帝囤主義者和保皇分子，但同時他又信賴民眾。他經常穿黑色短上衣和灰條紋褲，他身體肥胖結實，他有許多禮帽、蝴蝶結，嘴裏叼著的雪茄、他的手杖和V形手勢，都成了他的個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