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月31日至6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吊唁。中央、黨政軍機關、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北京市各方麵的負責人、各方麵的群眾代表以及外國駐華使節、在京的國際友好人士，參加吊唁、瞻仰遺容。
二、6月3日下午4時，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追悼會。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轉播追悼會的實況。
三、從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新華門、天安門、外交部和中國駐外使館及其他駐外機構下半旗誌哀；6月3日，舉行追悼會的當天，全國下半旗誌哀，同時停止娛樂活動一天。
宋慶齡治喪委員會向在台灣和海外的宋慶齡親屬發出邀請，邀請他們前來北京參加喪禮。這些親屬包括妹妹宋美齡、孫科夫人、宋子良與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蔣經國、蔣緯國、孔令儀、孔令侃、孔令偉、孔令傑等。治喪委員會還通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的專機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費用由該會負擔。
但是，台灣電信局受命拒收這些電報。住在台北的孫科夫人派人送了花圈，上麵寫道：“沉痛悼念親愛的媽媽——兒媳陳淑英敬挽”，花圈擺在棺前，其他到場的親屬也獻了花圈。從美國發來唁電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長女。
宋美齡對大陸拍來的電報沒有做出任何反應，一向安靜的蝗蟲穀這時也為世人注意起來，大批記者蜂擁而至，擠滿了宋美齡宅前院後。記者們想知道宋美齡會不會前往北京奔喪，或派人去奔喪，但是，宋美齡自始至終沒有任何舉動。有人說，蔣經國曾派人到美國阻攔，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政見勝關山，這才是姐妹至死未能相見的主要原因。
宋美齡和姐姐宋慶齡的手足之情是很深的，雖然表麵上看她們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但事實上感情聯絡很親熱。
大陸時期，宋美齡經常給宋慶齡打電話，每次通話時，宋美齡總是先開口說：“阿姐嗎？”宋慶齡那邊也說：“美齡嗎？”二人都用上海話交談，雙方常常談得親熱、投機。內容不外是妹妹關心姐姐的飲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噓寒問暖之聲，彼此之間，從來沒有發生什麼不愉快的口角。宋美齡要想同宋慶齡見麵，事先就打電話同宋慶齡聯絡，如果宋慶齡同意宋美齡去看她的話，宋美齡就自己開車子，一路直奔宋慶齡住處。有的時候，姐妹二人會相聚在大姐宋藹齡家中。
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時到了重慶，蔣介石想邀請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黃山舉行一次家宴。宋美齡先和二姐通電話：“這是我們姐妹自家聚會，沒有其他人……”，宋慶齡聽後猶豫了一下說：“不來啦，這兩天我身體不適宜……”美齡馬上說：“我派醫生來看看……”宋慶齡說：“不用了，我正在吃藥，好些了”。因為是蔣介石倡議的家宴，宋慶齡幹脆回絕。
宋慶齡對蔣介石向來就沒有什麼好感，二個人的政治立場鮮明對抗，加上宋慶齡早在宋美齡還未嫁蔣介石之前，就強烈反對宋美齡嫁給蔣介石。一方麵宋慶齡對蔣介石過去的婚姻記錄不滿，另一方麵，對蔣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張和作法不以為然。宋慶齡連宋美齡請她去參加單純的家宴，都不理睬，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宋慶齡去世前3個月，廖承誌給她寫了一封信，告訴她：“從您的親戚和妹妹那裏得到的消息知道，您妹妹是想著您，並想找機會看您。而我相信這並不是不可想象的。”信中還說，宋美齡得知裏根的信使到中國後，“她表露她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義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衛·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電話告訴了我們。如果沒有弄錯的話，我想大衛是為您而這樣做的。”“大衛·金”就是宋藹齡的長子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
如果給廖承誌有關宋美齡台北地址和電話的人，確是孔令侃的活，這就證明宋慶齡未去世之前，姐妹二人很少有過魚雁往來，或者直接電話聯係。按照宋美齡昔日的習慣，隻要重大事情，外麵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辦，但光憑孔令侃一個人主觀判斷，恐怕還不能決斷，自然要經過宋美齡的授意。這說明在宋慶齡的晚年確實雙方已經開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聯係。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也開始想與自己的親屬聯係。1979年，她給理查德·楊的信中打聽她在美國的親屬：
你有沒有見過戴維（指孔令侃），同他談過話？我所有親屬的地址我都沒有。最近聽上海的一個老朋友談起，子安的妻子婷婷（指胡其瑛）嫁給了一個埃及人！大約六七年前，我的親愛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後，她就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去念書了。他們有兩個兒子，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因為子安是戰時在美國結婚的。後來我又聽說我的第二個弟弟子良病得很厲害，自己的積蓄已經花光了，現在靠親屬贍養他，戰時我同這位單身的弟弟同住，後來他同銀行家席德懋的女兒結了婚，也是在美國，我也沒有見過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們有一個女兒，他非常寵愛。
不久，宋慶齡就同宋子安的遺孀聯係上了，在一封信中寫道：“婷婷終於把子安的照片寄給我了。我真難以相信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從不傷害任何人，對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