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漢化不如清、不如遼和金，甚至不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朝“五胡王朝”。蒙元“漢化遲滯”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大體而言。第一，蒙古族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的是比較單純的遊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相對比較困難。第二，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相對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治國選擇。第三，盡管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已經分裂為元王朝和四大汗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元朝在名義上一直還是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這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仍不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
不過，徹底的漢化也未必是件好事，事物都有它的兩麵性，曆史往往充滿了悖論。遼、金的漢化程度遠甚於蒙元，但他們的許多帝王在“無為”中失去了進取，走向了極盡浮華的生活，儒家傳統治國思想中“中庸”的辯證關係，要想準確把握和恰當處理也不太容易。隻有既保持一顆積極進取，競爭向上的心態，有少數民族之勇敢、剛強性格，又有儒家“中庸和諧”的協調能力，才能延長國祚，在穩定中求發展。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二編》中對“隋富唐強”局麵的形成過程中，漢族與“胡族”文化融合的積極意義有如此論斷：“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可惜，在缺少積極、有效約束機製下的專製時代，要想讓帝王保持“胡”、“漢”文化如此恰切的融合，顯然是不太可能的，元順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與其他元帝相比，元順帝很喜歡儒家文化，但他沒有辯證地處理好“外王”與“內聖”的關係，沒有能處理好“有為”與“無為”的關係，沒有處理好“處世”與“入世”的關係。在改革麵臨挫折或麵對愈演愈烈的社會矛盾時，他沒有能以積極的態度去麵對、去處理，而是走向了消極避世，忘記了自己是身係天下安危於一身的帝王，自甘淪落為荒誕另類的帝王。他在執政後期，“怠於政事，荒於遊宴”，國內政治腐敗日甚一日，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加劇，最終導致元帝國的分崩離析。
荒淫無道的晚年
據史書記載，元順帝的私生活是極其奢華糜爛的，這與他繼位之初大力推行“舊政更化”的“政績”似乎聯係不到一起。曆史就是這樣無情地將兩個看似對立的角色由他一個人來扮演。執政之始的順帝，在治國方麵與名相脫脫組合在一起，刷新政治，在曆史上留下了一個有生氣、有誌氣、有文氣的年輕皇帝形象；執政中期、尤其是脫脫被貶死以後的他與另外兩位丞相哈麻、搠思監等奸臣混在一起，完全變成了一個荒淫無度、昏庸無能、自取喪國之辱的昏君。
元順帝的私生活被後世責難、有違帝王治國之道者，主要表現在他沉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如熱衷於機械製造、歌樂聲色等，不以國事為重，所謂“怠於政事，荒於遊宴”。雖然其中不免有被誇大的成分，但他精於設計而拙於戡亂，精於嬉戲而疏於謹嚴，確實應對元帝國的滅亡付有重大的責任。
元順帝至正年間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據《元史·順帝紀》記載，元順帝是一位出色的機械製造專家，他熱衷於為封建統治者所不齒的“淫巧奇技”的研製。據說，他自製了一種叫“宮漏”的報時裝置，報時準確、外觀華美。這種宮漏高約六、七尺，寬約三、四尺，裝在精美的木匣子裏，水在其中流動。宮漏上麵刻有西方三聖殿，腰邊雕刻玉女捧腰刻籌，到時間就浮水上升。左右各列一個金甲的神仙，一個懸鍾，一個懸鉦，夜裏這兩個神仙按更而音，獅鳳會在左右飛翔舞動，一刻不差。東西分別有日月宮，刻有六個飛仙。逢遇子午時分，六個飛仙便度過仙橋，到達三聖殿，子午時分一過又退回去。這個宮漏報時非常準確，不差分毫，史書說“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鮮有”。這種報時裝置實際上就是在水運渾儀一類天文儀器的基礎上設計的自動報時器。這種宮漏的科技含量很高，元朝著名科學家郭守敬曾進獻七寶燈漏給元世祖。
另據《元氏掖庭記》記載，元順帝還製造了一種叫“五雲車”的交通工具，該車設計精巧、複雜，內部陳設高貴、舒適，外部裝飾雍容、奢華。車內共分為五個包箱，元順帝坐在中間，另外四個由嬪妃們乘坐。順帝經常乘坐這輛車子出遊，到了晚上，這輛車還裝有照明設備，“不用燈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