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人民·領袖
——羅斯福“爐邊談話”及其他
喬繼堂
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首都，華盛頓自然少不了有關美國總統的紀念性建築，諸如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等，早已為人們耳熟能詳。華盛頓廣場高聳入雲的尖頂華盛頓紀念碑，似乎象征著一個年輕共和國的獨立與成長，以及共和國憲政原則的嚴正與凜然。林肯紀念堂莊重的林肯塑像，又似乎象征了天賦自由的尊嚴以及合眾國“合眾為一”的精神指歸。這樣的紀念性建築，把美國人民對領袖的緬懷與景仰展現無遺，也把美利堅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
與華盛頓紀念碑的高聳、林肯塑像的莊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羅斯福紀念公園的一尊塑像——一位穿著儉樸的平民，坐在房間的一角，全神貫注，正在傾聽著什麼。無需多想，人們馬上就會說出：他是在聆聽羅斯福總統的“爐邊談話”。
任何紀念曆史人物的建築，本質上都是對於一些思想和精神的肯定與堅守。羅斯福廣場的這尊平民塑像，雖然沒有直接表現總統，卻生動形象地給我們講述了一個領袖的非凡故事，一段令人難忘的崢嶸歲月，一些至今閃光的理念與精神。
一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紐約的海德公園（Hyde Park；羅斯福家麵積達數百畝的莊園）。他是荷蘭人的後裔，祖輩在17世紀40年代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紐約的舊稱）。羅斯福的父親是一位富有的鐵路官員，母親也出自一個富足的美國家庭。父母對羅斯福從不溺愛，父親教給他責任——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母親的嚴厲則有助於他勤奮、堅韌種種品格的形成。少年的羅斯福在公立學校讀書，但更主要的是接受家庭教育。一位法國女教師給了他嚴格的語言和曆史素養的培育，對他價值觀的養成也作用甚大。14歲時，羅斯福進入私立寄宿學校格羅頓（Groton）學習，在這所以嚴格著稱的學校裏，他經受了鍛煉，學到了知識，激發了他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1900年，羅斯福進入哈佛大學。大學期間，羅斯福通過體育運動和課餘活動，尤其是參與辦校報的活動，從一個靦腆的“局外人”成長為一名社交活躍分子。在校三年拿到學位後，他又留在學校當了一年校報主編。1904年，羅斯福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法律，獲得學位後輕鬆通過律師考試，進入了紐約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在此期間，他與遠房堂妹埃利諾·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的侄女）結為夫妻。
羅斯福很快便發現，自己已經不滿足於僅僅做一名律師了。1910年，他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紐約州參議員，最終獲得了這個已經被共和黨壟斷32年的席位。在擔任州參議員期間，羅斯福顯得老練而獨立，對政治生活十分適應。在1912年的總統大選中，羅斯福支持伍德羅·威爾遜，後來作為回報，他被任命為海軍部助理部長。羅斯福對這一工作非常熱愛，因為
他從小就酷愛船與大海，而且篤信馬漢的海權論。這份工作對羅斯福影響甚巨。他主要分管海軍的商務，因而必須麵對企業和工會，這使他學會了與他們相處，也認識到了商人唯利是圖的一麵。其間，他多次請求赴前線作戰，以便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添絢爛的一筆，卻未能如願；但幸運的是獲得了一次赴歐洲視察海軍基地的機會，他由此會晤了同行，目睹了真正的戰爭。1920年大選中，羅斯福被民主黨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雖然他最終和競選夥伴詹姆斯·卡克斯敗給了哈定和柯立芝，但這次競選還是讓羅斯福獲益匪淺。
1921年8月，羅斯福在紐約長島海濱度假時，由於火災和冰冷刺骨的海水而患上了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這無異於滅頂之災，因為這意味他從此要與輪椅和拐杖為伴，甚至是徹底退出公眾生活。然而，羅斯福依舊十分樂觀，他通過遊泳和健身來增強自己的體質；他也沒有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人們總是能看到他參與政治活動的身影。而且在康複治療中，羅斯福把對他身體頗多助益的佐治亞的一處溫泉建成了一個非營利性的小兒麻痹症水療中心，並創辦基金會，給患者提供收費低廉的治療。
1924年，羅斯福開始回歸政壇。在民主黨的大會上，他提名信仰天主教的紐約州州長阿爾佛雷德·E。史密斯為總統候選人。雖然史密斯最後未能獲得提名，但羅斯福舉著雙拐登台演說的豪邁氣概深入人心；提名非基督教徒的舉措也為他贏得了變革的名聲。四年之後，史密斯在羅斯福的支持下獲得提名，而史密斯則勸說羅斯福競選紐約州州長。結果，史密斯敗給了胡佛，羅斯福卻贏得了選舉。紐約州州長是對羅斯福影響深遠的從政經曆。他的州長任期，幾乎是與經濟危機同時開始的，而他在州長任上也把
紐約州當作了體製變革和政治理想的試驗基地，並贏得了廣泛聲譽。從此，羅斯福開始青雲直上，再度擔任紐約州州長後，在1932年的大選中，羅斯福這顆“民主黨的希望”之星擊敗胡佛，成為白宮的新主人。
空前絕後的是，羅斯福在白宮一待就是12年！自從有“國父”之稱的華盛頓堅持兩任之後不再連任，再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的任期超過兩屆。1940年，羅斯福本該離開白宮。但美國還沒有完全走出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又已經彌漫歐亞。美國人似乎認為隻有羅斯福才能讓美國渡過難關、走向複興，所以又把他留在了白宮。四年後的1944年，美國已經卷入戰爭，而戰時更換總統顯然是不明智的，因而羅斯福又開始了他的第四屆任期。如今回顧曆史，可以說美國人民的選擇是明智的，對領導美國走出兩次危機來說，羅斯福堪稱不二之選。
遺憾的是，羅斯福沒有在他的第四任期待夠四年。1945年4月12日，身心疲憊的羅斯福，在佐治亞溫泉休養時溘然長逝。幸運的是，此時戰爭已經接近尾聲，而且羅斯福臨終前便已斷定戰事即將結束，並且對戰後的世界局勢和美國的利益作出了精心的謀劃。
二
還是在五歲的時候——1887年，羅斯福收到了一個奇特的祝福：“小家夥，我有一個奇怪的祝福，祝你永遠不要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給他祝福的是時任總統格洛佛·克利夫蘭，當時羅斯福一家受邀在華盛頓過冬，臨別時父親帶羅斯福去白宮向克利夫蘭總統辭行，總統撫摸著他的頭，給了他那個“奇怪的祝福”。
如眾所周知，成為總統，可以說是“美國夢”的最高形式，而克利夫蘭之所以有此“奇怪祝福”，恐怕是“心有戚戚”了。今天，當人們談論克林頓、小布什以及奧巴馬頭發的黑白對比之時，這一點恐怕是所有人都“心有戚戚”了。
的確，美國總統是個催人老的職業，而羅斯福當總統的那個年代，對總統的考驗似乎更加嚴峻，對總統的錘煉似乎更加苛酷。人們習慣於用“受命於危難之際”來概括偉人的橫空出世，但對羅斯福來說似乎並非如此，因為他是自己主動競選而出的；不過，時際危難，倒是千真萬確的。
首先是大蕭條。
就像今天這場金融危機承接著“繁榮”一樣，大蕭條之前的美國同樣經曆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史稱“喧囂的20年代”（當然也有稱之“繁榮的20年代”）。在這十年間，美國國民生產大幅提高：1919～1927年，工廠勞動生產率提高53%；1920～1930年，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20%；1922～1927年，年均經濟增長7%，是曆史上和平時期最高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19年的742億美元（按1929年美元計算）增長到1929的1031億美元。科技進步帶來了新產品，又使老產品價格下降，因而汽車、冰箱等都進入
了尋常百姓家。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眾消費文化應運而生，樂觀主義充斥社會。
然而，繁榮背後的嚴重問題也是不爭的事實。當時，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民眾收入提高的幅度卻遠遠跟不上工業生產發展的步伐。與高度發展的國民經濟相比，民眾的購買力嚴重不足，生產與消費矛盾突出。在農業領域，由於市場萎縮和國外產品競爭，農民收入幾乎減半。在工業領域，工人工資的增長遠低於生產力的增長，而且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就業人數幾乎沒有增加。這意味以工薪支撐的全社會消費支出相對不足，而購買力不足則又使經濟繁榮無法得到相應支撐，從而進一步加深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
與廣大民眾收入增長較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企業的利潤大幅增長，再加上共和黨政府降低企業稅負，促使財富急速集中。到1929年時，美國國家財富的五分之三集中在2%的人手中。資本的集中又促使大量資金進入投機市場。當時進入股市的不僅有大富翁，由於拜金主義的美德化以及盲目樂觀情緒的作用，許多中等商人乃至工薪階層也大量投資股票，巨額資金流入股市。在所有這些因素的鼓噪之下，股價猛升，股票獲利豐厚，股市投機無所不用其極，導致嚴重失控。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美國股市價格暴跌，一天就蒸發了30億美元，史稱“黑色星期四”。當天，摩根公司拿出24億美元基金以高於市場的價格購買股票，股市行情有所穩定。但10月29日，股票再次大挫，一天蒸發了1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在一戰中的總費用。而股票市場的崩潰引起了連鎖反應，各種商品大幅跌價，人們的信心嚴重受挫，信貸收縮，
企業裹足，蕭條到來。
三
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無疑是至深至巨。正如美國曆史學家小阿瑟·M。施萊辛格（Jr。Arthur M。Schlesinger）所言：“美國經濟和人民遭受的普遍經濟災難是空前的。在整個美國曆史中，是有過恐慌、衰退和通貨膨脹，但大蕭條對人民生活而且最終對美國製度性質的影響，是不可比擬的。”
就民生而言，蕭條帶來的是收入減少、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失業流浪。
危機開始的頭一年，時任總統胡佛要求企業維持原工資，工人工資相對穩定。1930年下半年後，生產減速，工人被迫減少工時，工資也相應減少，年平均工資減少接近20%。有經濟學家推算，1927年一個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費用為3000美元，而實際上1932年全國家庭平均收入隻有1348美元。因此，當時的美國工人家庭缺衣少食，生活水平嚴重下降。相應地，出生率也顯著下降，而且出生的孩子普遍健康較差，被稱為“蕭條的一代”。
農民的情況更為悲慘。本來，在20年代的經濟繁榮中，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就未曾像工人那樣分享過繁榮的滋味，經濟危機更使他們雪上加霜。他們辛苦勞作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得不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賤賣，要麼幹脆讓它們爛在地裏。西部牧場主的牲畜賣不掉又養不起，隻好宰殺後拋入山穀。另一方麵，由於農民抵押借貸的利息並未減少，部分必需品的價格又不像農產品價格下跌那麼大，農民的購買力大為下降。因無力償還債務，1929～1933年間，約有100多萬戶農民因被取消抵押品贖回權而失去了他們的財產。
中產階級也被危機所裹挾，不無艱辛。懷揣大學文憑的開電梯，大學教授開出租，專業技術人員領救濟，並不算是新鮮事。在加利福尼亞水庫工
地上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中，不少人原來是農場主、牧師、工程師，甚至中學校長、銀行行長。正如《紐約時報》所說：“夜裏敲門乞討的，可能幾個月前或一年前在銀行簽發過你的貸款，或者在你所讀的報紙上寫過社論，或者是某家大地產公司的副經理。”不少文化名人亦難逃厄運。比如，《憤怒的葡萄》的作者約翰·斯坦貝克用豬油和食鹽當肥皂洗衣服，連寄稿件的郵費也難以湊足，沒錢看醫生則隻好聽任牙齒壞掉。
最可怕的是失業。1929～1933年，全美平均每周都有10萬人失業，總人數達1300萬。找不到工作的人們隻好四處流浪。據曆史學家推測，當時的流浪大軍多達150萬～200萬人。他們中有原本一無所有的佃農，也不乏農場主、醫生、律師、教師，有單身漢也有夫婦，有嬰兒也有孕婦……流浪者沒有明確的目的地，而所到之處又因本身救濟負擔已經很重而不願接納他們，給他們一夜之棲、一餐之助就不客氣地攆走，甚至要麵對警察的棍棒或入獄。流浪者住在城郊用包裝盒、廢木板搭成的窩棚裏，人稱“胡佛村”；或者在公園裏的長凳上過夜，裹著舊報紙拚成的“胡佛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