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最嚴重的影響是美國民眾信念的崩潰和心靈的創傷。與之相應的不滿和抗爭相當嚴峻。由於胡佛未能采取適當的措施解決問題，民眾的反彈十分強烈。反對削減工資的工人舉行罷工，失業的工人舉行“饑餓進軍”，城鎮的違法活動不時有之，社會秩序十分混亂。農民則走得更遠，他們設路障不準把農產品運進城市，采取行動奪回自己被取消贖回權的土地，甚至不惜施暴、殺人。
衝擊也指向了美利堅的製度根基。最為激進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背叛曆史的結果，主張進行社會革命，學習蘇聯，實行共
產主義。但主流的觀點，是在資本主義框架下進行變革，即走一條既非自由放任、又非共產主義的中間道路。很快，知識分子、政治家、相當比例的普通民眾乃至企業家達成了共識：在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前提下，舍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實行一定程度上的國家幹預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革。
顯然，時代呼喚變革，人民呼喚變革。就是在這一片變革之聲中，1932年的大選年拉開了序幕。此時，謀求連任的胡佛抱著舊政策不放，他的競選綱領仍然堅持自由放任政策，主張聯邦不對市場進行幹預，基本上靠地方政府解決危機。而羅斯福則早在民主黨大會上的接受提名演講中就起誓“我決心為美國人民實行新政（New Deal）”。就此來看，兩位候選人的勝負幾乎就在不言而喻之中。
四
1933年3月4日，羅斯福宣誓就任總統，也拉開了“新政”的大幕。而實際上，羅斯福的變革精神和“新政”理念在他就任總統之前就有所體現。
羅斯福在擔任紐約州州長的時候就奏響了變革的序曲，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紐約州正是其未來“新政”的試驗場。比如，在公共能源和自然資源保護兩個方麵，他采取了重大步驟：降低公用能源價格，力主政府管理和參與能源開發，並對私有公用企業進行有效控製；由州政府購買拋荒的土地而用於植樹造林，並進行城鄉接合起來的嚐試。麵對經濟危機，他大膽采取措施救助窮人。他任命了“穩定就業委員會”，成立了“州臨時救濟署”。這些均較全美其他州先著一鞭，體現了羅斯福的變革精神。而在奧爾巴尼（紐約州首府）時，他那個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組成的智囊團就已經對經濟政策問題提供了清晰的認識：經濟集中的趨勢無法遞轉，從而將自由市場轉變為“被大公司經營者控製”的市場。這種由私人控製的經濟生活是不可靠的，正是這種私人控製造成了大蕭條。20年代經濟繁榮發展的收益變成了企業主的利潤、存款和資本，而這種收益本該通過向工人支付較高工資和向農民支付更高價格來增強購買力。而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由政府來進行有組織的規劃。這些認識，成了後來羅斯福“新政”的思想基礎。
“新政”的具體內容部分地在羅斯福競選時就已浮出水麵。在接受提名演說中，他倡導實施森林重建計劃；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他提出政府要對電力等公用事業進行調控；在匹茲堡的演講中，他認為遇到公民饑餓和急需幫助時應該增加撥款；在多個場合，他勾畫了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新
秩序。此外如財政赤字、聯邦工程、提高富人稅負等也已成竹在胸，隻是出於競選策略的原因未加渲染而已。
羅斯福“新政”往往被史家分成兩個階段，分別冠以“第一次”和“第二次”。“第一次新政”的主要立法在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間完成，時間為99天，習慣上稱為“百日新政”。這一階段的“新政”側重於解決當務之急，即遏製經濟衰退，挽救業已崩潰的金融危機和瀕臨崩潰的農業危機，複興工業，消除失業和饑餓。其中主要的立法有解決銀行危機及金融問題的《緊急銀行法》、《格拉斯—斯蒂高爾銀行法》以及《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等，重建工農業平衡的《農業調整法》，政府與企業合作渡難關的《全國工業複興法》，幫助“經濟金字塔底層被遺忘的人”的《聯邦緊急救濟法》、《緊急救濟撥款法》及相關的機構（如民間資源保護隊、公共工程局等）和工程（如安居工程、田納西河流域工程等）。
“第二次新政”時間在1935～1939年。這一階段的“新政”注重具有長遠影響的立法。比如，1935年《銀行法》改變了聯邦儲備體係的組織和權力結構，使控製權從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地區儲備銀行回到了華盛頓的聯邦儲備體係理事會，從而確立了與經濟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銀行體係；《社會保障法》規定向雇主強製性征收聯邦失業保險稅，聯邦向各州撥款幫助各州照顧弱勢群體，從而建立了較完備的福利製度；《財產稅法》規定提高財產稅，並將個人收入超額累進所得稅和公司純收入累進所得稅提高，建立了較為公正的稅收製度；《瓦格納法》明確支持勞工的集體談判權，並規定了維護這種權益的各種措施，同時規定超黨派的勞工關係委員會為處理勞資關係的最高機構，從而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勞工、企業、政府間的關係。
羅斯福“新政”的曆史功績是毋庸贅言的，它絕不僅僅是把美國帶出了大蕭條，而更在於把美國帶入了現代化，可以說，一個現代美國正是由此崛起的。
五
羅斯福從奧爾巴尼的州長官邸來到華盛頓的白宮之後，麵臨著遏製危機和推行“新政”的雙重使命，而這都要盡可能多地獲得大眾的理解和支持。顯然，羅斯福是此一方麵的斲輪老手，他有效地駕馭了各種溝通傳播工具，為自己的使命凝聚了廣泛的同盟者和支持力量。在其執政的12年裏，羅斯福共舉行過998次記者招待會，平均每周達兩次之多。而他利用“新媒體”——廣播所進行的“爐邊談話”，更成了迄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領袖人物凝聚民心的典範。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爐邊談話”可以說是應時之舉。羅斯福履任伊始所要麵對的首先是銀行危機，而解決這一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穩定人心，遏製乃至消除擠提擠兌風潮。借助法律手段，羅斯福讓已經關閉的銀行繼續休假並一度延長休假，強製性地“中止”了擠提擠兌。但顯然，這是權宜之計，根本的出路在於民眾自願放棄擠提擠兌，甚至是增加儲蓄。上任四天後的3月8日，羅斯福舉行了有120名記者參加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在輕鬆的氣氛中就銀行業的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此舉有助於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但畢竟要假手記者和報紙，受眾未必廣泛，傳播有欠及時，甚至可能不那麼全麵、準確，效果令人惴惴。
3月13～15日，經核準的聯儲成員銀行和非成員銀行就要相繼複業了，民眾是否還會像過去那樣排隊擠提銀行存款？顯然，這是一個未知數。但此時政府也並非全然無可作為，穩定民心、提振信心就大有可為。於是，在銀行複業的前夜——3月12日晚，羅斯福在白宮樓下的外賓接待室接受了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共同廣播公司的采訪。羅斯福坐在
壁爐旁邊，麵前放著擴音器，場麵有些像家常談話。就在講話之前，講稿卻不見了，但羅斯福泰然自若，拿起一份給記者準備的油印稿，熄滅了煙頭，轉向了擴音器，開門見山地說：“我想花幾分鍾時間同合眾國人民談談銀行的情況——”接著，羅斯福以誠懇的態度、親切的聲調、質實的語句，向美國民眾就銀行業的運作進行了淺顯易懂的解釋，並勸說民眾支持銀行業發揮作用，並向公眾保證，“把錢放在經過整頓、重新開業的銀行裏，要比放在褥子下麵更安全”。全國6000萬民眾收聽了這次談話，包括羅斯福廣場那位平民。
長期以來，人們以為“爐邊談話”之名出自時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高級新聞記者的羅伯特·特勞特（Robert Trout），據說他認為羅斯福廣播講話的聲音猶如起居室裏壁爐中熊熊燃燒的爐火劈啪有聲、鏗鏘有力。但吉姆·考克斯（Jim Cox）認為，“爐邊談話”之名出於時任CBS下屬的WJSV電台經理哈裏·C。布徹（Harry C。 Butcher）。當時布徹注意到外賓接待室裏有一壁爐，便提議給總統的廣播講話冠以“爐邊”，命名為“爐邊談話”（Fireside Chat），理由是：當國民打開收音機，聽到自己領袖的聲音，仿佛總統親臨己家，與其圍爐相坐、親切交談。這樣，特勞特每次作開場白的時候，就用“爐邊談話”來介紹總統的廣播講話。
第一次“爐邊談話”獲得了巨大成功，複業後的銀行依舊就是長隊如龍，但不是提款，而是存款——把前些天提出的通貨和另外的積蓄存入銀行。這樣的收獲凸顯了這種家常式談話的價值，羅斯福自然不會放棄再次利用。於是，5月7日，第二次“爐邊談話”同樣在周末進行。這一次，羅斯福是為了推行其工業複興計劃而爭取企業和勞工的支持，談話同樣獲得了成
功。此後，“爐邊談話”就成了必然之舉，每當美國麵臨重大問題之時，羅斯福都要用他所鍾情的這種方式與美國人民溝通。同樣，美國人民也鍾情於此，每當他們有所鬱結和困惑之時，也都希望聽到總統那親切、誠摯的聲音。
“爐邊談話”斷斷續續持續了11年多，幾乎與羅斯福12年的任期相始終。從1933年3月12日第一次談銀行問題，到1944年6月12日談第五次戰爭籌款運動，長長短短共30次。就兩次危機而言，30次談話幾乎平分秋色：大蕭條時期共13次，二戰時期共17次。從頻度來看，顯然以“百日新政”和對日宣戰為最，平均間隔不足兩月，此外則間隔時間時短時長。“百日新政”及隨後的一段時間，半年多談了四次，此後頻度就降了下來。值得注意的是，在1938年6月24日談各黨派的初選問題後，“爐邊談話”有長達14個多月未再進行，直到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後才在9月3日簡短地談了談歐洲戰爭。不過，此後，“爐邊談話”頻度增高，幾乎每隔半年一次，珍珠港事件後更是在不到半年裏談了三次。無疑，這種頻度與需要有關，也符合策略原則——新鮮而不疲勞。
六
僅僅把“爐邊談話”理解為與人民進行交流溝通的工具是不夠的。“爐邊談話”不僅是溝通民眾的長橋，也是政治鬥爭的利器，更是政策導向的指南。
第一次“爐邊談話”時，間不容發，政府與國會之間沒機會爭吵。當時政府高喊的是：“行動！行動！”國會高喊的是：“表決！表決！”羅斯福提交國會兩院的《緊急銀行法》幾個小時就表決通過，以至於有些議員表決前根本未曾仔細讀過法案。但這樣的一致並不常見，政府與國會、院外集團乃至最高法院的分歧與角力時而有之。這時，“爐邊談話”一方麵是溝通民眾、勸導對手的工具；一方麵也就成了對付那些堅持己見、冥頑不化的反對者的利器——爭取人民的理解與支持，給對手造成強大的壓力，使其放棄己見、屈從“新政”。這一點，在羅斯福與最高法院的鬥法中表現得最為突出。1937年3月9日那次談話，主要話題正是對司法機構改組的提議和鼓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之初，遠隔重洋的美國人覺得事不關己，大可安枕無憂。羅斯福同樣態度超然，不願意卷入戰爭。然而，保持中立的羅斯福卻不認為戰爭並非與本國甚至本土無關。因此，他積極推動軍事生產，向歐洲反法西斯國家和力量提供武器及其他補給，支持他們在遠離美國的地方打贏戰爭。同時，他還主張積極備戰，以防哪一天法西斯的鐵蹄踏上本土。在1939年9月3日就歐戰發表第一次談話後，在1940年5月26日和12月29日，羅斯福又兩次談論國防和國家安全，高瞻遠矚地把備戰觀點注入了人們的腦海。而1941年5月2日的談話（最長的一次“爐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