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全國大會。經過四輪投票，羅斯福勝出，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按慣例，被提名人要裝作不知而等幾個星期接受正式通知。為表示變革決心，遠在紐約的羅斯福打破慣例，乘飛機到芝加哥主動接受提名，發表了此篇演說。
諸位經受了六天折騰仍願意留下1，我對此深表感謝。我深知，諸位和我都曾夜不能寐。我來遲了，我很懊悔，但我無法呼風喚雨，我隻能慶幸自己曾在海軍中受過訓練。2
一個競爭總統提名的人在黨的全國大會上露麵，並被正式告知他已獲得提名，這一舉動不但史無前例，而且異乎尋常。但目前正是史無前例和異乎尋常的時刻。因此，我以打破陋習來投身我所麵臨的任務。這個陋習就是，候選人應當假裝對事態進展一無所知，直到過了很過個星期，接到正式通知為止。
朋友們，但願此舉表達了我的一個心願：我要以誠待人，絕不虛情假意，絕不愚蠢地對這次競選運動的真相閉目塞聽。我知道諸位已提名我為總統候選人，我來到這裏，就是為了感謝大家給了我這份殊榮。
但願這也象征著打破了傳統。但願從今以後，打破傳統能成為本黨的任務。我們要打破愚蠢的傳統，而讓共和黨領導人去打破自己的諾言，他們在這方麵有著高超的技藝。
讓我們在此時此地下定決心，要恢複我國中斷的征程，使我國重新沿著真正的進步、公正、平等之路，沿著對所有公民不論其偉大或渺小都一律平等之路前進。在那次中斷的征程上，一位不屈不撓的領袖已經離開人世，但今天他的精神仍然活著。3感謝上帝！他的許多助手仍然同我們在一起，仍然在給我們提出明確的建議。讓我們相信，無論我們做什麼，伍德羅·威爾遜總司令不屈不撓、一往無前、不斷革新的偉大精神仍然同在。
在這次競選活動中，我有很多問題要盡早澄清自己的立場。對於那份備受讚賞的文獻，4即大家已通過的、觀點鮮明的政綱，我百分之百予以讚同。
我可以向大家保證，在這次競選中，我對任何重大問題都將毫不含糊地闡述自己的立場。
在投入新的戰鬥之際，讓我們大家永遠牢記黨的理想：無論從傳統來說，還是從曆史發展的邏輯來說，民主黨在過去和現在都既是自由主義和進步的旗手，同時又是維護我國製度安全的保證。如果我黨失去了這種號召力，朋友們請記住，由於共和黨領導人的失敗而引起的怨恨就會變成喪失理智的激進主義。
與前幾次經濟蕭條不同，本次蕭條中有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那就是以往司空見慣的騷亂情況這次並不多見。
野蠻的激進主義隻贏得了少數信徒。在當前物資奇缺的日子裏，我國千百萬人民盡管備受折磨，卻始終秩序井然，滿懷希望。我想同胞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們如果不能為他們提供新的轉機，那不僅是辜負他們的希望，而且是誤解他們的耐心。
對激進主義的危險作出反應會導致災難。作出反應並不能阻止激進主義。這樣做是一種挑戰、一種挑釁。避免激進主義的危險隻有一條路，即提出一種可行的重組方案，並且應由誠實的政黨提出這個方案。
隻有這樣，才能正確地避免作出盲目反應，又不至於墮入想入非非的、漫不經心的、不負責任的樂觀主義。
對於政府在影響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麵的職責，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幫助有天賦的少數人，並希望他們的昌盛會在某種程度上傳播給勞工、農民和小業主。這種理論屬於托利黨人，而我希望，大多數托利分子早已在1776年就離開我國了。5
但這不是，永遠也不是民主黨的理論。現在不是恐懼的時候，不是對抗的時候，不是怯懦的時候。此時此地，我邀請所有名義上的共和黨人同我攜起手來，因為他們從良心上對自己的黨的領袖的折騰和失敗感到不安；同樣，我也對徒有虛名的民主黨人提出警告，因為他們對未來半信半疑，墨守陳規，對新時代賦予的責任渾然不覺，他們的步調已不能與本黨保持一致。
是的，美國人民今年要的是真正的選擇，而不是在兩個名稱之間的選擇。我們的黨必須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必須采取有計劃的行動，必須用開明的國際觀點，為我國絕大多數公民謀取最大利益。
當然，蕭條狀況及其嚴重，在現代上史上聞所未聞。因此，這次競選活動的關鍵應該是對這一明確的事實做出解答。這是時代的決定。僅僅說全世界都發生了蕭條是無濟於事的——共和黨領導人在解釋自己屢屢違背諾言、長期毫無行動時正是這樣說的。但他們對1928年的經濟繁榮卻另有一番解釋。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當時聲稱，繁榮是由共和黨人控製的國會所帶來的國內產物。加入他們能聲稱自己是繁榮的開拓者，就不能否認他們也是蕭條的始作俑者。
今天，我無法闡述所有問題，而隻談幾個重要問題。讓我們稍微看一看最近的曆史和一種簡單的經濟學——諸位和我以及普通人所談論的經濟學。
我們知道，在1929年以前的若幹年，我國經曆了一個建設和通貨膨脹的周期。整整10年，我們根據彌補戰爭損耗的理論發展生產，而實際上遠遠超出了這一限度，並超出了我們的自然增長和正常增長的限度。現在，值得回憶的是——冷酷的金融數字正是了這一點——在那段時期，盡管數字表明生產成本已極大下降，但消費者必須支付的價格卻隻微微下降或沒有下降。公司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卻很少用於降低價格——消費者被遺忘了；很少用於增加工資——工人被遺忘了；根本談不上把充足的部分用於支付紅利——持股人被遺忘了。
順便說一句，在那些年，政府極少通過征稅吧上訴利潤用於慈善事業。
結果如何呢？公司獲得了巨額盈餘——史無前例的巨額盈餘。那麼，在瘋狂投機的符咒的這陪下，這些盈餘到哪裏去了呢？讓我們用數字所證實的和我們所能懂的經濟學來談一談。瞧，這些盈餘主要有兩大流向：其一，流向現在已徒有軀殼的不必要的新工廠；其二，直接通過公司，或間接通過銀行，流向華爾街的活期借貸市場。這些都是事實。為什麼要視而不見？
接著便發生了崩潰。諸位都知道崩潰的過程。對不必要的工廠所進行的投資變得不知分文。人們失去了工作；購買了枯竭了；銀行害怕了，開始索債。有錢人怕失去金錢。信貸業萎縮了。工業停頓了。商業衰退了。失業率直線上升。
於是，輪到我們站出來了。
換用簡單易曉的言辭，來看看過去三年發生的事情讓各個具體人群的人們終於明白了什麼：一是依靠工業謀生的群體；二是依靠農業謀生的群體；第三個群體由上述兩個群體的大部分成員組成，就是所謂的“小投資上和小儲戶”。事實上，農業和工業這頭兩個群體之間最為強固的合理紐帶，是在第三個群體中聯係起來的兩者的存款以及最大程度上的安全保障。這就是國家的信用結構。
在曆史上，全體人民的利益從未像今天這樣在同一個經濟問題上如此緊密地聯係起來。比如，諸位可以想象，我國千百萬公民擁有大批財產，這些財產都已證券和抵押形式體現於信貸：各級政府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和縣政府所發行的各種證券；工業公司和公用事業公司的證券；農場和城市的房地產抵押；最後，還有國家對鐵路的巨額投資。我們應如何看待上訴各個團體的安全問題呢？我們深知，在我們複雜的、互為關聯的信貸結構中，任何一個信貸團體的垮台，都會導致整個結構的垮台。一個團體的危險，就是全體的危險。
我要問，華盛頓當局是如何看待上訴信貸團體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呢？答案非常清楚，它根本沒有認識到存在著那種相互關係。我國人民要問，華盛頓當局為什麼不理解，應該把所有這些團體——每一個團體，無論它處於金字塔頂層還是底層，都統一起來考慮？每一個團體都與其他團體休戚相關；每一個團體都會對整個金融結構產生影響。
朋友們，無論從治國的才能還是從治國的目標而言，都要求我們同時救濟所有的人。
讓我簡單地談談稅收問題——有我們大家掏腰包供各級政府開支的稅收問題。
我對稅收略知一二。三年來，我在美國東奔西跑進行宣傳，說政府的開支——無論聯邦政府、州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的開支——都太大了。我不會停止宣傳。作為一項緊急行動計劃，我們必須廢除不起作用的官職。我們必須取消不必要的政府職能，取消那些對保持政府的連續性實際上無足輕重的職能。我們必須合並政府的下屬部門，並且像每個公民那樣，放棄再也無力承擔的奢侈。
我們要在華盛頓做出榜樣，以便為地方政府指明節儉之路。讓我們牢記：在各州向聯邦交納的每一美元稅收中，有40美分納入了華盛頓特區的財政開支，隻有10或12美分彙入州的資本，而其餘48美分則被地方政府，即城市、鎮和縣政府花費掉了。
朋友們，我要向你們並通過你們建議，各級政府不分大小都不可借債度日，合眾國總統及其內閣必須樹立榜樣。
說到明確地樹立榜樣，我要祝賀大會勇敢地、大無畏地把絕大多數與會者對第十八條修正案6的真實想法寫入了原則宣言。本次大會要求取消該條修正案；你們的候選人要求取消該條修正案；我堅信，美利堅共和國也要求取消該條修正案。
兩年前，我據以再次競選州長的綱領實際上包含了同樣的規定。我知道，正如當年的投票情況所顯示的，我州人民排山倒海般的情感感染了許多其他州的人民。我現在要對大家說的是，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注定要流產。一旦發生這種事情，我們作為民主黨人必須而且必將從道義和精神上允許合眾國在進口酒類違法所在州法律的各州禁止進口酒類以保護自己，我們一定要從道義和精神傻瓜阻止沙龍的死灰複燃。
讓我們會得到金融危機的這個幹巴巴的話題，因為這個問題與別的問題提完全交織在一起——第十八條修正案也同金融問題有些聯係。在一項旨在重建這一龐大信貸集團包括聯邦政府信用的綜合規則中，我在已通過的綱領裏著重講到了糟糕透頂的原則聲明（prize statement of principle），呼籲在處理國內外安全問題時增加對投資公眾的透明度。
朋友們，你我都是普通公民，我們都知道，這有助於使我們國家的存款不會因為騙子們的欺詐行為、不會因為某些身居金融高位卻不知道羞恥的人兒遭受損失。公開性是欺詐行為的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