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後，又下了一場雪，雪不大，卻柔柔地飄了一天一夜。平日裏“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大街小巷被雪覆蓋著，顯得肅穆而潔淨。
太陽出來了，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睜不開眼。金嶽霖戴著一頂老頭帽，夾著兩本書，眯著眼走進了中山公園營造學社的平房。
林徽因正趴在桌上繪一張圖，看見老金，高興地招呼著，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屋裏生著爐子，門上掛著棉布簾，潔白的窗紙嚴嚴實實地糊在窗戶上，屋裏很暖和。
金嶽霖摘下眼鏡，擦著鏡片上的哈氣說：“去琉璃廠轉了一圈兒，挑了兩本書，看著時候還早就拐這兒來了。思成呢？”
徽因給老金沏著茶，說：“思成去北平圖書館了，有事嗎？”
“什麼事也沒有，隻是順路來看看你們在忙些什麼。”
徽因翻動著桌子上的一疊紙告訴老金，自己準備寫一篇關於中國古代建築特征的文章，需要配一些相關的插圖，先做一些案頭的工作。
“哦，那一定很有意思！”老金十分感興趣，“能不能說來聽聽？”
金嶽霖比徽因年長九歲，比思成年長六歲，徽因和思成視他如兄長，關係十分親近。
徽因高興地笑著說：“行，咱們出去踩踩雪，邊走邊說。在屋裏呆了半天，悶得頭疼。”
中山公園過去叫社稷壇，緊挨著紫禁城，是帝王們每年祭祀土地和五穀神的地方。園子裏遍植鬆柏，享殿和寢殿外是紅色的圍牆。社稷壇的矮牆外有三條神道，白雪覆蓋下，這一切顯得格外莊嚴美麗。
順著園子裏掃淨積雪的小徑，徽因和老金走到了中山堂前。過去帝王們前來祭祀時，這裏是文武百官覲見皇上的地方。
大殿秀麗而莊嚴。殿前的台基和三道石階由漢白玉鑲嵌，合抱的朱漆立柱並列，雕鏤精致的門窗，青綠彩畫的闌額，黃色的琉璃瓦被白雪覆蓋得晶瑩璀璨，大殿屋頂的坡度優美和諧。
看守大殿的人認得徽因，恭敬地招呼著，打開了殿門。
這座大殿的房頂沒有天花頂棚，是傳統營造法式中“露明造”的形式。抬頭望去，所有的梁架鬥拱結構全部外露，每一處結構都處理得有如裝飾畫一樣美妙，同時又組成了和諧的圖案。
“這個大殿給了我寫作的許多靈感呢！”徽因歎息道。
她告訴老金，外國的許多建築史著作中，很少承認中國的建築在世界建築史上有其獨立的係統及其地位。她這篇論文，就是在分析中國古代建築主要結構特征的基礎上，論證無論在世界、還是在東方，中國建築都有著獨特的地位和價值，這些結構特征從來沒有因為外來的影響而發生變化。
徽因認為，中國建築藝術的主要特色，表現在古建築的屋頂、台基、鬥拱、色彩和平麵布局等方麵，這些是中國建築的精神之所在。
老金平時也常聽思成和徽因談起這類話題，那通常是就某一處具體的建築物發表看法。他聽得出，今天徽因所談的，是徽因多日研究的心得，也是她文章中的主要觀點。所以他聽得格外認真。
徽因指點著中山堂的屋頂對老金說：“屋頂是建築物最實際必須的部分，自古以來，人們就竭心盡力地求得盡善盡美，使它在滿足實際需要的同時，又獨具藝術性。最早的屋頂，因為要解決雨水流灌和遮擋陽光的問題，就擴張出了屋簷。屋簷的突出並不是什麼難解決的事，但是，出簷深則低，就會阻擋房屋的采光，同時，雨水大的時候，簷下就會發生濺水的問題。於是，古代的人們發明了飛簷，用雙層瓦簷讓簷的邊沿稍稍翻上去，形成一種曲線。這種四角翹起的‘飛簷’，是極自然又合理的結構。曆來被看得很特異神秘的屋頂，並沒有什麼超出結構原則和不自然造作之處，其實它非常美觀實用。這屋頂的坡度是一道美妙的曲線，上部巍然高舉，簷部如翼輕展，使原本極無趣、極笨拙的屋頂，一躍而成為整個建築的美麗冠冕。
“屋頂上的裝飾物——脊瓦上的脊吻和走獸，也是結構的組成部分。瞧，那龍頭形的‘正吻’，古時稱做‘鴟尾’最早想來是總管‘扶脊木’和脊桁等部分的一處關鍵。這木質關鍵突在脊上，略作鳥形，後來加以點綴，刻成了鴟鳥之尾。把它雕刻成鴟尾的形狀，還帶有一點象征意義，因為古代傳說鴟鳥能吐水，所以把它放在瓦脊上，指望它能製服火災。
“外國人十分注意中國屋頂的特殊形式，他們加上了許多自己的想像。有人說這屋頂是受遊牧時代帳篷的啟發，有人說那是蔽天鬆枝的象形。有人說中國建築中的飛簷怪誕，有人說中國建築像是兒戲。他們永遠不懂，這些部分不僅有藝術價值，而且有實用價值。”
老金指著屋頂和梁柱之間重重疊疊的木結構部分說：“這個我知道，叫鬥拱。”
徽因笑了，說：“沒錯，這叫鬥拱。這也是中國建築的一個顯著特征。那前後的木翹，左右的橫拱，結合成為鬥拱，它是柱與屋頂間的過渡部分，使支出的房簷重量漸次集中到柱的上麵。宋元之前的鬥拱，的確十分精彩，它是房柱與房簷之間最恰當的關節，同時又是簷下的一種點綴，結構本身又是裝飾——鬥拱是最好的範例。隻可惜明清以來的建築，逐漸減輕了鬥拱在結構上的作用，使它幾乎純粹成了裝飾。”
說到裝飾，徽因看著那些描繪著奇麗圖案的闌額讚歎道：“多漂亮的彩繪！老金，你注意過嗎？彩繪大多位於簷下，在陰影掩映之中。它主要由青藍碧綠的冷調組成，有時略加金色。而簷以下的門、柱、窗大多是純粹的朱紅色，與闌額上的彩繪形成鮮明的對比，既和諧又莊嚴。”
徽因用手輕輕地撫摸著精致的菱形木雕窗扇，仿佛自言自語地說：“我喜歡這些細部的處理！這些簡單又複雜的線條組合，是一座建築的裝飾，它使建築有了感情，有了人情味。”
說話間，他們走出了大殿。徽因輕輕地跺著腳，大殿石階上的雪已掃去，雪地上留下細細的竹帚的痕跡。
“這台基應算做中國建築的一個基本結構。”徽因說，“看上去不稀奇，不過你把建築看做一個整體，就能看出，有巍峨壯偉的屋頂，就得有舒展或多層的基座托襯，否則就會顯得上重下輕。”
下了石階，他們走了一截，不約而同地轉過身來看那座建築，一片雪白把那座大殿突出地雕塑了出來，光與影的映襯下，使大殿顯得恢弘而凝重。
金嶽霖問徽因：“我前些天從一本外國期刊上讀了篇文章，那個外國人談到中國的建築，認為中國的建築布局沉悶單調。你一定也讀過了吧？”
徽因秀氣的眉頭微蹙著，抿了抿嘴唇說：“我看到了。其實，這是外國人不懂中國建築所下的浮躁結論。左右對稱的平麵布局，正是中國建築的主要特征。均衡相稱的建築布局原則，是中國幾千年社會組織製度的體現。因為隻有嚴格的對稱和比例，才能構建出井然的秩序。這既是建築的秩序，也是社會生活的秩序。不過，中國從南方到北方，不在此例的建築物也很多，如庭園、別墅、宮苑樓閣，這些建築布局上常常不講對稱，而極其富於變幻。但是無論怎樣的曲折纖巧都應該有一定的度，用審美的眼光來看，那種種取巧的人工手段，是最令人鄙薄的。”
聽到這裏，老金又問道：“那麼，相對於西洋建築來說，中國建築的缺憾是什麼呢？”
“中國建築的弱點，”徽因說，“首要應該說的是匠師們對木材——尤其是梁，用得太費。他們顯然不明了橫梁載重的力量隻與梁高成正比，而與梁寬沒有多少關係。因匠師們不會計算木材的承重，所以往往把梁的尺寸盡量放大，用極大的factor of safety（安全係數），造成了材料的浪費。還有，匠師們很少在建築中運用三角形的穩定性的原理，房梁上的支架往往經過不長久的歲月，便有傾斜的危險。我們在北平的街上，到處都可以看見用木柱或磚牆支撐的傾斜的房子，就是由此造成的弊端。另外，地基太淺是中國建築的大毛病。普通建築規定是台明高的一半，下麵再墊上點灰土。這種做法很不科學，尤其在北方，地基若不挖到Frost line（結冰線）以下，建築物的堅實程度就會因土地的冰凍發生問題。”
金嶽霖在一旁聽得連連點頭，他問道：“這些問題有解決的辦法嗎？”
林徽因笑了，說：“這些缺點在現代建築師手裏，並不算什麼難以解決的問題。怕隻怕我們對這些問題不夠了解。一旦了解，想要避免糾正是很容易的。”
一口氣講了這麼長時間，林徽因深深吸了口氣，她的眼眸明亮，雙顴發紅。金嶽霖知道徽因肺不好，講這麼多話肯定很累。他讓徽因回房中歇歇，可徽因仍沉浸在講述自己研究成果的興奮中。她是如此珍視這一切，那玲瓏的飛簷，堅實的鬥拱，精致的雕花門窗和沉穩的梁柱，在她的講述中仿佛都有了生命和性靈。
…………
金嶽霖被徽因的講述深深吸引，也被林徽因深深吸引。文弱秀麗的徽因具有獨特的精神氣質，那既是詩一般空靈飄逸的神采，又是具有忘我獻身熱情的科學精神。這兩種原本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精神氣質在林徽因身上體現得如此和諧。這種精神氣質對於長期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研究和抽象的邏輯學教學的金嶽霖教授來說，具有照亮和點燃心靈的作用。
關於金嶽霖和林徽因的關係，在有關林徽因的文字中多有涉及，種種臆測多不足信，最可信的應該是梁思成後來的妻子林洙的記述。
那是林徽因去世近十年後，林洙在與梁思成的交談中，談到了社會上流傳的關於金嶽霖為了林徽因終生不娶的事情。她問梁思成，是不是真有這回事。
梁思成說：
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麵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築，又能和徐誌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和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梁思成笑了笑詼諧地說：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對我來說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很累，因為她的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地反應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時，老金就住在我們家的後院，但另有旁門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從寶坻調查回來此處回憶似有誤，種種資料表明，梁思成赴寶坻調查是在1932年。，徽因見到我時哭喪著臉說，她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她和我談話時一點不像妻子和丈夫，卻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拿主意。聽到這事，我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楚緊緊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但是我也感謝徽因對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沒有把我當成一個傻丈夫。怎麼辦？我想了一夜，我問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還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個人反複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自己盡管在文學藝術各方麵都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於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老金，我祝願他們永遠幸福。我們都哭了。
過幾天徽因告訴我說，她把我的話告訴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那次談話以後，我再沒有和徽因談過這件事，因為我相信老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個誠實的人。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難題，也常常去請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麼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了的問題分析得清清楚楚。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86—187頁。
林徽因是幸運的，她因自己生活中優秀的男性而更加優秀。
金嶽霖是真正的紳士，他無疑是愛林徽因的，並且因為愛林徽因而愛林徽因的家庭，愛林徽因所愛的人。在以後的歲月裏，他成了梁家的一員。林徽因、梁思成和他們的孩子都愛他信任他，從30年代一直到金嶽霖的晚年，這種愛始終沒有變形。金嶽霖這種鍾情於別人妻子的感情或許會被人認為是一種不合道德規範的感情，但這種感情卻傳達出超越一般道德規範的美好。
梁思成是真正的紳士。一場對作為丈夫的他來說至為尷尬的感情波瀾，被他的真誠和博愛所化解。他對林徽因的尊重和珍愛使他不忍讓徽因在感情上受一點委屈。他對朋友的篤誠和信任使他贏得了朋友們永遠的敬重——不論是徐誌摩，還是金嶽霖。他的胸襟情懷使他生活中的夫妻之愛和朋友之愛都達到了一種理想的境界。所以林徽因發自內心地說：如果她的人生可以重新安排，她仍然會選擇現在的家庭。在這樣的家庭裏，他們互相欣賞，互相砥礪，他們的美好人格和他們所鍾愛的事業在互相輝映中熠熠閃亮。
後來的一些文字在談及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時常常頗有微詞。其實這樣的非議在當時就曾有過。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當事人的林徽因對此從來不置一辭。在外界的傳聞和流言麵前，她始終保持著高貴的沉默，而在心靈的最深處自有珍藏。
1936年初的一天，思成要去上海，因為一件小事，倆人慪氣了。和所有夫妻一樣，他們在平日的生活裏也不時發生爭執，互不相讓。這次倆人是真生氣了，氣頭上，他們揀著最解氣的話說，結果是思成氣鼓鼓地離開了家，徽因在家哭腫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徽因收到了思成從火車上發回的兩封電報一封信，信電中全是對徽因的牽掛和對吵架的懊悔。徽因一夜沒睡好，頭暈得厲害。讀著思成的信和電文，她感到了幸福的眩暈，心頭一鬆，靠在了沙發上。
這時，女傭又送來了沈從文的一封信。
沈從文因為一樁感情的紛擾與妻子張兆和發生了矛盾。苦惱中的沈從文寫信向徽因訴說，希望徽因能幫助他“抓住理性的自己”，把“橫溢的感情”設法安排妥帖一點。
讀著沈從文的信，徽因禁不住微笑了。她想，生活裏的事情真是奇妙，從湘西走出來的沈從文和自己一樣被感情困擾得痛苦不安。對這種苦惱她不僅理解，而且肯定地認為：“人活著的意義，基本的是能體驗情感。”
她鋪開了信紙，與張兆和一樣稱呼沈從文為“二哥”。她清理著自己的思緒，剖析著自己的感情，開導和勸慰著苦惱中的“二哥”：
我的主義是要生活，沒有情感的生活簡直是死！生活必須體驗豐富的情感，把自己變成豐富、寬大能優容能了解，能同情種種“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責自己，也不苛責旁人。不難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難別人所不能，更不怨命運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種人性混合做成的糾紛，人性又就是那麼一回事，脫不掉生理，心理，環境習慣先天特質的湊合！把道德放大了講，別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損害旁人時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辦不到任性的事。（如果你辦得到，那你那時殘忍，便是你自己性格裏的一點特性也用不著過分的去糾正。）想做的事太多，並且互相衝突時，揀最想做——想做到顧不得旁的犧牲——的事做，未做時心中發生糾紛是免不了的，做後最用不著後悔，因為你既會去做，那樁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別盡著罪過自己。
我方才說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快樂，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樣感覺。 我的確有過，我不忘卻我的幸福。我認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閃亮的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迸出神奇的——如同兩個人透徹的了解：一句話打到你心裏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覺到一萬萬分滿足；如同相愛：在一個時候裏，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個人互相以彼此存在為極端的幸福；如同戀愛，在那時那刻眼所見、耳所聽，心所觸無所不是美麗，情感如詩歌自然的流動如花香那樣不知其所以。這些種種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寶。世界上沒有多少人有那機會，且沒有多少人有那種天賦的敏感和柔情來嚐味那經驗，所以就有那種機會也無用。……在夫婦中間為著相愛糾紛自然痛苦，不過那種痛苦也是夾著極端豐富的幸福在內的。冷漠不關心的夫婦結合才是真正的悲劇！
如果在“橫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無情感”中叫我來揀一個，我毫無問題要揀上麵的一個，不管是為我自己還是為別人。人活著的意義基本的是在能體驗情感。能體驗情感還得有智慧有思想來分別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別人的！……
當她準備結束這封信時，想起了沈從文的苦惱，於是又走筆寫道：
算了吧！二哥，別太虐待自己，有空來我這裏，咱們再費點時間討論討論它，你還可以告訴我一些實在情形。我這24小時中隻在想自己如何消極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個人自己去上海的火車中也苦得要命，已經給我來了兩封電報一封信，這不是“人性”的悲劇麼？那個人便是說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指梁思成。！
徽因又及：
你一定得同老金談談，他真是能了解同時又極客觀極同情極懂得人性，雖然他自己並不一定會提起他的曆史。
福建的陳鍾英、陳宇二先生，在80年代初編輯林徽因詩文集的過程中，曾多次到北京訪問已年過八旬的金嶽霖。他們記下了如下的一些事情。
金嶽霖一生對林徽因滿懷深情。林徽因去世後，金嶽霖仍舊獨身。陳宇在對金嶽霖的訪談中，“很想了解這一行為背後意識觀念層麵上的原因。但這純屬隱私，除非他主動說，我不能失禮去問。不過，後來了解到了一件事，卻不無收獲。有個金嶽霖鍾愛的學生，突受婚戀挫折打擊，萌生了自殺念頭。金嶽霖多次親去安慰，苦口婆心地開導，讓那學生認識到：戀愛隻是一個過程，戀愛的結局，結婚或不結婚，隻是戀愛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戀愛的幸福與否，應從戀愛的全過程來看，而不應僅僅從戀愛的結局來衡量。最後，這個學生從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機中解脫了出來。由是我聯想到了金嶽霖，對他的終生未娶，幡然產生了新的感悟。”陳宇《情係四月千尋瀑，誼存天上人世間——金嶽霖憶林徽因》，《人物傳記》1999年第4期。
在林徽因去世後多年的一天，金嶽霖鄭重其事地邀請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飯店赴宴。開席前他說：“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頓使舉座感歎唏噓。
陳鍾英、陳宇在林徽因詩文集編好之後，拿去請金嶽霖過目，金嶽霖摩挲著，愛不釋手。陳鍾英想請他寫篇關於林徽因的文字附於書中，然而金嶽霖卻遲遲地不開口。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了，”陳鍾英寫道，“我無法講清當時他的表情，隻能感覺到，半個世紀的情感風雲在他的臉上急劇蒸騰翻滾。終於，他一字一頓，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不能說。’他停了一下，顯得更加神聖與莊重，‘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願意說，也不願意有這種話！’他說完，閉上眼，垂下了頭，沉默了。”陳宇《情係四月千尋瀑，誼存天上人世間——金嶽霖憶林徽因》，《人物傳記》1999年第4期。
金嶽霖在80年代中期寫了一些憶舊隨筆，其中有一篇是《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他寫道：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從1932年到1937年夏，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裏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是咖啡冰淇淋，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家。他們在四川時，我去他們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們李莊的家過的。抗戰勝利後，他們住在新林院時，我仍然同住，後來他們搬到勝因院，我才分開。我現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隻不過我雖仍無後，而從誡已失先這一情況而已。
我同梁從誡現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總布胡同的繼續。金嶽霖《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哲意的沉思》50頁。
金嶽霖寫這篇隨筆時，已年近九旬，生活起居皆已不能自理。梁思成、林徽因與他的情感延續到下一代，伴隨著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1932年的陽春3月，梁思成的《清代營造則例》和《營造算例》脫稿了，林徽因《論中國建築的幾個特征》也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發表。這是林徽因第一篇建築學研究的論文，也是她對中國建築藝術綱領性的總結。寫作這篇論文時，妊娠反應使她常常臉色蒼白地離開寫字台和繪圖板。可整篇文章的思路、包括其中許多圖例的繪製，卻完成得十分順利和流暢。直到今天，當我們閱讀這篇專業性很強的論文時，仍不能不歎服林徽因高屋建瓴、一氣嗬成地駕馭材料的能力。這樣酣暢的筆墨僅僅用才華和靈氣來解釋是不夠的，那實在是長期耕耘、了然於心的結果。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多是“述而不作”、“坐而論道”，思成、徽因與傳統知識分子的最大區別在於，他們不僅重理論研究，同時更重科學的實證。
對清代建築文獻的整理和對清代建築實例的研究是他們係統全麵地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演練和前奏。接下來，他們計劃從華北地區輻射開去，實地考察中國明清以前的古代建築。
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因為中國從來沒有人寫過自己的建築史，自然也就沒有古代建築物的目錄，在這樣的前提下外出考察，就像是“盲人騎瞎馬”，幾乎完全是憑感覺，碰運氣。
華北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諺語：“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民諺唱出了華北一帶的古代名勝。
正定菩薩，在河北正定縣的隆興寺，是曆史上有名的大伽藍伽藍，佛寺。。梁思成的考察，就準備從這裏開始。
很偶然地，梁思成看到了在鼓樓展出的介紹薊縣風光的照片，鼓樓是當時的北平民眾教育館。其中有一張薊縣獨樂寺的照片。那碩大的鬥拱吸引了思成，他決定立即去薊縣。
外出考察是思成和徽因計劃已久的事情，可徽因這時有孕在身，不能和思成同行。營造學社當時沒有專職的測繪人員，思成在南開大學上學的弟弟思達正巧放春假住在哥嫂這裏，思成就帶著思達和營造學社的兩個同事上了路。
這是思成第一次外出考察。當時中國縣鄉的交通極為不便，霍亂等傳染病肆虐，食宿條件根本就談不上，而且到處都可能遭遇殺人越貨的盜匪。徽因一整天都在擔心，直到當晚接到思成的電話。
“沒有土匪，”思成在電話裏告訴徽因，“四個人住店，一宿才一毛五！”
薊縣是北京東麵的一個山麓小城，淨美可人，讓思成聯想到了法國的小鎮。獨樂寺的觀音閣高聳城牆之上，離老遠就可以看出這是一處古拙而醇和的建築。它建於遼代統和二年（公元984年），在它建成116年後，才有《營造法式》。思成在調查報告裏寫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如此古老的、在中國建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殿宇。”觀音閣是環繞著一尊高16米的11麵觀音塑像而建起的木結構建築，共三層；安置觀音的地方建成了一個中空的天井。人站在一層仰望觀音塑像，顯得高不可攀。拾級而上，到第三層，高及菩薩的前胸，可以看到觀音的麵容。古代的工匠在修築這座建築時，是如此匠心獨運地處理高大的菩薩塑像和瞻仰朝拜者的關係。
思成一行完成了對獨樂寺的考察測繪，回北京後，發表了關於薊縣獨樂寺的調查報告。報告引起中外建築學術界的注目，因為這是我國第一篇用科學方法考察、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報告。
乘著考察獨樂寺的成功，當年6月，梁思成又考察了河北寶坻的西大寺。在西大寺的三大士殿迷蒙的塵土和堆積的稻草中，梁思成驚喜地發現了《營造法式》中“徹上露明造”的梁枋結構。
“無論殿內殿外的鬥拱和梁架，”梁思成在報告中寫道，“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沒有一塊木頭不含有結構的技能和意義的。在殿內抬頭看上麵的梁架，就像看一張X光照片，內部的骨幹，一目了然，這是三大士殿最善最美處。”
對於這新的發現，他滿懷感激：“在發現薊縣獨樂寺幾個月後，又得見一個遼構，實是一個奢侈的幸福。”
這種幸福感，足以使他忘記一路的艱辛和狼狽。
六月火熱的陽光下，他們長時間等待著不定時的長途汽車。車站位於豬市當中，他們在兩千多頭豬的慘號聲中，登車出發。
汽車行駛在鄉間的泥濘路上，車速如同蝸行，乘客不時被請下車，在鬆軟的泥裏、沙裏，彎腰伸頸，努力跋涉，有時還需推著汽車走。
到了目的地，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所有的客店，都是院子裏喂著牲口，屋子裏爬滿蒼蠅。
一次路遇傾盆大雨，他們正走在一片大平原上，大風裹挾著雨水撲打著他們，前不著村，後不著店，走了很遠才遇見一個村落。
初次經曆這一切的梁思成沒有想到，在以後幾年的外出考察中，他和徽因會對這樣的“旅行”習以為常，不足為奇。
外出考察後回到家裏，思成便覺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洗去一身的疲憊，換上居家的便服，捧著一杯香茗，徽因一邊翻看他測繪的各種資料，一邊急切地詢問他考察中的各種情形和見聞。
當思成拍攝的那些照片洗出來後，徽因更是感慨萬端：“同樣的寺廟，建於清朝和建於遼代的就有這麼大的不同！三大士殿的屋簷和鬥拱讓人覺得沉甸甸的，而清朝的廟宇就缺乏這種厚重感和力度。”
徽因盼著盡早能同思成一道外出，去親眼看一看那些藏在荒村野嶺的珍寶。
家裏仍然很熱鬧，常來的除新老朋友外，還有梁林兩家的親戚。思成的兩個侄女正在上大學，通常總是來北總布胡同度周末，有時她們的同學也一起來，因為他們喜歡梁家的藝術氛圍和自由氣息，還因為在這裏可以碰到他們仰慕的文壇名人。
徽因盡管永遠有忙不完的家務，仍然不時地有新詩發表。整理思成的考察資料也是她樂意做的事。
1932年，她完成了建築學論文《平郊建築雜錄》，為燕京大學設計了地質館，還與梁思成一道，設計了燕京大學灰樓女大學生宿舍。
灰樓的樓梯扶手要比一般宿舍樓的樓梯扶手略窄一些，因為考慮到女學生的手比較纖小。
徽因看重細節，講究細節的完美。生活完美與否常常由細節決定，一座建築是否完美也同樣由細節決定。
1933年，兒子從誡滿一歲了。他胖乎乎的小手上有圓圓的肉窩，見人就笑，逗人極了。三歲多的小再冰已知道愛美，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挑自己喜歡的裙子穿。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對世界上的事情樣樣都感到驚奇，常常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徽因十分快樂。一雙小兒女讓徽因十分忙碌，也十分幸福。她平時在工作中，在討論問題時，從不輕易妥協。可是和孩子在一起時，卻全沒了主見。她寵著孩子，由著孩子，不知道怎樣疼愛他們才好。當思成去山西考察時，她決定要一同前往，可臨行前看著可愛的孩子，真是難舍難離。
但她還是同思成一起做著外出前的種種準備。
首先是案頭的準備。他們花不少時間跑圖書館，閱讀各地的地方誌和其他書籍，了解準備考察的那一地方的曆史、地理和宗教等方麵的情況，記錄下其中有關建築的文字，以製定考察目錄和考察計劃。
再就是要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他們考察的地方多是些窮鄉僻壤，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的支持，他們的行動就會因為不被當地人理解而受阻，有時甚至有生命危險。每次出發前，先由營造學社的社長朱啟鈐通過各種關係同當地政府和駐軍打招呼，請求他們對考察人員給予必要的關照和保護；考察結束後，再請當地政府妥善保護這些古代建築文物。
當然，也得有物質上的準備。古建築考察是一項默默無聞的工作。營造學社資金有限，設備十分簡陋。他們除了測量和照相的儀器外，每個人都備有一個工具包，當他們攀援在古建築上時，包裏那些可以伸縮的尺子和其他自製的工具都可以派上用場。吸取以往野外考察無處食宿的教訓，他們還準備了輕便的吊床、行軍床和一些罐頭食品。
思成、徽因計劃先到大同，再去應縣。大同有雲岡石窟，應縣有遼代木塔。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應縣的那座古老木塔就一直讓思成寢食難安。
早晨起來，洗著臉，他會突然自言自語道：“到應縣去不應該太難走吧，聽說山西修有很好的汽車路……”正吃飯時，他會沒頭沒腦地說：“如果能測繪那應州塔，我想，我就……”話沒說完，他自己笑了起來。當然，隻有徽因明白他的意思。
最讓他不放心的是，不知那木塔是否還在。即使還在，是否還是建於遼代的那座。過去的考察中有過這樣的經曆：千辛萬苦地跑了幾百裏路，結果見到的要麼是一片廢墟，要麼是明清以後仿建的贗品。
他盼望著能看到一張應縣木塔的照片，隻要看一看照片，他就能判斷這座建築的建築年代。
一天上午，徽因從門房那裏拿回了當日的報紙和信件，一個自製的牛皮紙信封引起了她的好奇。那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是：山西省應縣白雲齋照相館。
原來，思成想出了這麼個主意。他先寄一封信到應縣去投石問路，收信人地址寫的是“探投：山西應縣最高等照相館”。信中，他請應縣照相館的人幫忙拍一張近期應縣木塔的照片。沒想到，“應縣最高等照相館”居然有了回音。
徽因把郵件交給思成，她欣賞思成的執著，嘴上卻笑著打趣道：“阿彌陀佛，幸虧你著迷的不是電影明星！”
思成看著照片和信，興奮地對徽因說：“太幸運了，八九百年的木塔居然還這麼完好！你瞧這家照相館多有意思，他們不要拍照片的酬金，隻想要一點北平的信紙和信封。”
正是初秋9月，北平的點心鋪開始賣月餅了，有京味的，有南味的。與月餅一同叫賣的還有黃澄澄的鴨梨、籽粒晶瑩的石榴和大串掛著霜的葡萄。
除了吃的，小孩子還喜歡兔兒爺，這是老北京獨有的彩繪泥塑。兔兒爺三瓣嘴，兔兒臉，披著鎧甲，跨著龍駒，背插一麵纛旗，作大將軍狀。大的有兩尺高，小的可握在手中，中秋時節擺放在家中的幾案上，一派喜氣諧趣。
天氣真好，不冷不熱的。徽因放下手頭永遠也做不完的事情，和思成及營造學社的劉敦楨、莫宗江一行五人前往大同。
徽因很長時間沒有這樣到外麵走一走了。天天在家裏，習慣了孩子們的聲音，習慣了傭人們事無巨細的問詢，也習慣了母親的嘮叨，盡管有時會感到煩悶，但在生活慣性的驅使下，日子一天天也過得飛快而平靜。如今遠離了那熟悉的一切，開始了另一種生活，觸目全是新鮮、興奮和美好。在她看來，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藍，白雲更流動得使人可以忘記很多的事，更不用說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壘、村落，反映著夕陽的一角廟，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林徽因《山西通信》，《林徽因文集·文學卷》15頁。
山西的自然風物很美，山西的社會生活卻落後而貧窮。
他們到了大同才發現，在這裏居然找不到投宿的地方。街道上厚厚一層混合著煤塵的灰土，牆根屋角的垃圾在風中打旋，毛驢是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車馬店是惟一的“接待站”。
“誰能想到，”徽因說，“這裏在遼金時代曾是陪都！”
無奈中，他們回到了大同火車站，不期然碰到了車站站長李景熙。他當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鐵路運輸，與思成、徽因同學。他鄉遇故知，疲憊的一行人分外高興。
李景熙把思成、徽因一行接到自己家裏，騰出房間，安排他們住下。思成、徽因不願意再讓老同學為這麼多人的飲食操心，第二天找到了市政當局。市政官員吩咐一家餐館供給他們飲食。在大同考察期間，他們每天在這裏就餐，一日三餐的夥食是一人一碗湯麵條。
他們測繪了建於遼金時代的華嚴寺和善化寺。
思成給五人分了工，有人測平麵，有人查碑文，有人量鬥拱，有人畫橫斷麵、縱斷麵。每天一到寺中，他們立即依照分工開始工作。思成爬梁上柱最利索，三下兩下就到了殿堂房頂，拉開皮尺一邊測量一邊繪圖，效率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