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天藍得純淨，昆明的雲白得悠閑，昆明的太陽溫暖明亮，昆明的藍天、白雲、太陽和人的距離很近。生活在這裏的人們長時期來，在封閉的政治經濟環境和四季如春的自然氣候中生活得閑散自在，優哉悠哉。他們習慣了眯著眼泡在茶館裏，抽煙、喝茶、聽圍鼓聽圍鼓：聽演員和票友在茶館裏清唱。。看馬幫馱著鹽巴、茶葉、蔗糖，從遙遠的地方走來，又向遙遠的地方走去。
抗戰以後，昆明擁來了大批內地人，這座城市的生活內容也發生了變化。這些內地人有的是從那條路況很差的湘黔滇公路上輾轉而來，有的是乘火車繞道越南再到昆明——那條鐵路還是20世紀初法國人為了弄走雲南的礦產資源而修建的。清華、北大和南開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遷移到昆明後，昆明這座西南邊陲小城開始真正有了現代的、文明的氣息。
徽因、思成到昆明後，租了一戶黃姓人家的房子住下來。還沒等一切安置好，思成就病倒了。
思成年輕時脊椎受過傷，長途跋涉的辛勞使他的脊椎病發作。背部肌肉痙攣，痛得徹夜難眠。醫生診斷說是因為扁桃腺的膿毒所引發，決定切除扁桃體。可是切除了扁桃體後，又引發了牙周炎，滿口牙齒疼得吃不下任何東西，甚至連水都不能喝。醫生又拔掉了他滿口的牙齒。半年多時間裏，疼痛使他不能在床上平臥，日夜半躺半坐在一張帆布椅上。醫生怕他服用過量的止痛藥產生藥物依賴，建議他做些手工，以分散注意力。坐在躺椅上能做什麼手工呢？徽因找出家人的襪子來，讓他學著織補。
徽因覺得思成的病痛比自己生病還難受，她不知道怎樣才能減輕思成的痛苦。她承擔起了全部家務，買菜、做飯，洗洗涮涮。她變著法子做可口的飯菜，隻想讓思成多吃一口。過去女傭做的所有事情，如今她一一親曆親為。思成、徽因當初決定來昆明，是想能早日安定下來，重新開始營造學社的工作。可來到昆明後，許多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沒有經費，沒有圖書資料和起碼的設備，沒有從事研究的任何條件。同時，生計問題也同樣嚴峻。治病要錢，租房子要錢，家裏的各種開銷要錢，而他們離開北京時所帶的錢已所剩無幾。
為了維持生計，徽因接受了去雲南大學為學生補習英語的工作，每星期六節課。課雖說不多，但雲南大學離他們的住所很遠，每次去上課來回要翻四個山坡，路上要用很多時間。
昆明海拔高，爬坡上山走得快了，徽因感到胸悶氣短，特別是下課回家，更覺得有些累乏。
山坡上有墳，還有一些矮矮的柏樹，漫坡上開著藍色的野菊花和金燦燦的報春花。一株茶花長在背風處，有一人多高，花朵碗口大，桃紅色，嬌豔無比。徽因每次路過這裏，都要留心看看，看那些美麗的花朵靜靜地開放，靜靜地凋零。
一個月下來，徽因得了40元錢的課時費。領到薪水，徽因在回家的路上走進了賣日用雜貨的商店。
徽因早就看中了這店裏的一塊紮染布，她喜歡那布的質感和圖案的新奇別致。
掏錢的時候，徽因又猶豫了。好看是好看，買回去做什麼用呢？要用錢的地方多著呢。該給娘買頂帽子，她早晚一受涼總是頭疼。該給小弟買雙鞋，孩子的腳長得快，又愛到處跑著玩兒，他早就說想要雙球鞋。還有，要把這個月的房租留出來，還要買點肉，孩子們幾天沒見葷腥了。徽因從來沒為花錢的事情這樣犯過躊躇。
最後，徽因買下來一種皮尺，那是外出考察古建築必不可少的工具。皮尺要23元錢，是她這個月收入的一半多。徽因一點也沒有猶豫，她想，思成見了這皮尺一定也會很高興。
走到回家的那條街拐角處，徽因又花了幾角錢為孩子們買了一塊核桃糖，一包糖炒栗子。核桃糖是昆明的特產，把核桃仁和熬化的蔗糖在盆裏混在一起，凝結成凍狀後扣在案板上，買多少切多少，像北京的切糕似的。娘愛吃，孩子們更愛吃。糖炒栗子也讓徽因想起北京，不過昆明的糖炒栗子比北京的好吃。栗子大，炒得又透，糖水滲進了栗子，吃起來又麵又甜，吃完了栗子，手上還黏著一層糖。
思成、徽因與遷移到昆明的一些機構聯係過，表示他們願意為抗戰服務——無論做什麼工作。可是他們的要求沒有任何回聲和反響，倒有一些個人找到了他們，請他們幫忙設計住宅，設計庭園。
這些事務費了思成和徽因不少心思和精力，可那些人卻從來想不起思成、徽因的勞動應該得到實實在在的酬報。
有的時候，思成、徽因會收到漂亮的請柬。那是一些有錢有地位的人來到昆明後要大宴賓朋。在向來賓介紹客人時，思成、徽因總是作為名人之後被隆重推出。
盡管思成、徽因從小就見過各種場麵和要人，但出席這種應酬卻讓他們感到十分不自在。每逢這種場合，徽因必得聲明：“……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兩人都不能煙。”
遍地烽火，生靈塗炭，這些人照樣心安理得地講究排場和吃喝，這令思成、徽因不能接受。以後再有這樣的邀請，不管是誰，他們一概謝絕。
航空學院那幾個年輕人畢業了，正式開始在空軍服役。思成、徽因作為特邀家長出席了他們的畢業典禮。他們每天在昆明上空演練著飛行速度和驅逐格鬥，時刻準備和日機決一死戰。思成、徽因愛這些年輕人，他們對這場戰爭抱著必勝的信念，為了國家，隨時準備死在戰場上。他們惟一不滿意的是自己駕駛的飛機太落後，速度和性能都上不去。
思成、徽因關心著前方的戰事，台兒莊的血戰令他們激動不已，內地那些激戰中的城鎮、小縣，許多是他們野外考察時走過的地方，每當從報紙上看到，就喚起他們故土般的感情。看著報紙，徽因對思成說：“你猜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是什麼？我真想在山西從軍！”說著，她也覺得不大現實，就又說道：“不過在軍隊能做什麼自己可不大知道！”
思成沒有徽因那麼多幻想，當他的身體開始恢複健康，他就開始了重建營造學社的努力。他總結了學社的工作，製訂出新的工作計劃，然後致函中美庚款基金會，問詢如果他在昆明恢複學社的工作，能否得到基金的補助和支持。不久，基金會的董事周詒春回信說，僅梁思成一個人還不能組成一個機構，如果學社的另一位骨幹成員劉敦楨和梁思成在一起，就承認營造學社的存在，也就可以考慮繼續給予補助和支持。思成立即給劉敦楨寫信，請他來昆明共振營造學社。很快，劉敦楨從湖南老家回了信，同意攜家來昆明。思成的學生莫宗江、陳明達、劉致平也先後來到了昆明。就這樣，險些夭折的營造學社又重新豎起了旗幟。
1938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教師和學生陸陸續續從各地來到昆明。他們有坐汽車的，有徒步行走的，還有從越南繞行的。張奚若一家來了，趙元任一家來了，陳寅恪也來了。金嶽霖沒有家累，他繞道香港、海防，從河內乘窄軌火車到了昆明。聞一多身穿長袍，挽著褲腳，長髯飄飄，和學生一起從湖南經貴州徒步行走到了昆明。
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也遷移到了這裏，思成的弟弟思永一家隨著曆史語言研究所來到昆明。
親人、友人們又見麵了。在流亡的日子裏，許多人隻剩下身上穿著的一套西裝或一件長袍，即使找到一間住房，也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不過，彼此的處境都差不多，國難當頭，兵荒馬亂，大家能重新聚首，就是一種溫暖、一種慰藉。
徽因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喜歡聽老金和（張）奚若笑，這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忍受這場戰爭。這說明我們畢竟還是一類人。”
金嶽霖在給費正清的信中談到徽因：“……仍然是那麼迷人、活潑、富於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簡直想不出更多的話來形容她。惟一的區別是她不再很有機會滔滔不絕地講話和笑，因為在國家目前的情況下實在沒有多少可以講述和歡笑的。”
有了朋友，有了熟悉的人際環境，過去的時光仿佛又回來了，昆明的生活就有了幾分美好。大家聚在一起時，徽因以她一貫的熱情和詩意讚頌昆明的陽光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
當然，無論何時，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沉甸甸的結，那就是對於抗戰局勢、國家前途的擔心和憂慮。金嶽霖說：“實際上我們的思想狀況多少有點嚴肅，在我們心中藏著一些不表現出來的思念、希望和焦慮，這些東西用不著表現出來，因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麵上我們隻是關心像房子、食物一類許許多多我們叫做日常生活的瑣事。對於聯大圈子的人來說，問題是大學的校址直到現在還定不下來。有許許多多的人為的障礙和物質的困難。想要保持中國的大學高等教育並非易事，不過我想我們總會成功的。”
思成、徽因一家租住在昆明城內黃姓人家的三間房子裏，徽因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談到了他們的生活：
……思成笑著，駝著背（現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駝了），老金正要打開我們的小食櫥找點東西吃，而孩子們，現在是五個——我們家兩個，兩個姓黃的，還有一個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寶寶常常帶著一副女孩子嫻靜的笑，長得越來越漂亮，而小弟是結實而又調皮，長著一對睜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個藝術家，能精心地畫出一些飛機、高射炮、戰車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軍事發明。
營造學社恢複後，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工具書和圖書資料。思成的弟弟思永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那裏有一個圖書資料豐富的資料館。史語所的所長是傅斯年，思成去和他商量，征得他的同意，營造學社的成員可以借閱史語所的圖書資料。從此，營造學社就隨著史語所的搬遷而搬遷。這一切在思成看來都算不得什麼，隻要能繼續自己熱愛的古建築研究，隻要徽因和孩子們的身體健康，他就總是那麼詼諧、樂觀。
讓思成、徽因高興的是，世界建築學權威期刊《筆尖》發表了思成關於趙州石橋的研究論文。這篇論文是思成30年代外出考察研究的結果。離開北京時，思成把論文的英文手稿寄給了費慰梅。費慰梅將手稿轉給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係主任威廉·愛默生。這位法國建築史專家一直在研究法國的拱橋建築，梁思成的論文讓他了解到中國的拱橋建築比歐洲要早十個世紀。他立即給《筆尖》寫了推薦信，把梁思成的論文寄了過去。當思成、徽因在昆明收到了印刷裝幀精美考究的《筆尖》雜誌時，真是喜出望外。思成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國外建築學界的注意和重視，思成由此恢複了與世界建築學界的聯係與交流，即使在戰亂頻仍的年代也保持了對建築學最前沿研究成果及動態的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