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葉凋零，秋之將至。季節如此，風尚亦然。
1951年底至1952年，中共中央決定在黨和國家機關中開展“三反”、“五反”運動。
清華大學建築係辦公室裏，幾個人正在議論社會上的運動。有人問：“聽說外麵正在‘三反’，都反誰？”有人答道：“一反官僚主義，二反貪汙，三反浪費。”
“哦！”有人恍然大悟道：“全都和咱們沒關係。咱不是官，官僚自然談不上；掙工資養家，去哪裏貪汙？節省還怕節省不下來呢，還敢浪費？”
很快，運動就進入了校園。中共中央決定，對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開展思想改造運動，主要解決他們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和態度問題。
運動的聲勢很大，周恩來總理親自做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動員報告。報告主要講了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他講知識分子首先要有民族立場，但光有民族立場是不夠的，還要進入人民立場。但從革命的徹底性講，人民立場仍然不夠，還要進入工人階級立場。
周恩來兩個多小時的報告，對台下聽報告的那些經曆了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觸動。一是他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是這樣的溫文爾雅、平易和藹。周恩來整整齊齊的裝束，幹幹淨淨的衣著和斯斯文文的談吐給他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二是他們親耳聽到周恩來在報告中進行了自我批評。他檢討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他說他自己的錯誤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馬路上。一個國家的總理當著大庭廣眾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這一舉動使知識分子們深為感動的同時，也促使他們在運動中主動地進行自我檢討。
思想改造運動開始被各個文化、教育部門的工農領導幹部稱之為“脫褲子、割尾巴”運動。“割尾巴”，即割去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立場的“尾巴”，這個說法知識分子們還可以接受，但他們無論如何也聽不慣、說不慣“脫褲子”這個詞語。因此，“脫褲子”改稱為“洗澡”，相當於西方宗教用語“洗腦筋”。
大學裏的“洗澡”分為三級。職位高的校長、院長“洗大盆”，職位低的“洗小盆”，職位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體大會是“大盆”，人多就是水多，“澡盆”當然就大。所謂“洗大盆”就是在全體大會上做自我檢查，接受群眾的意見和批評。其它以此類推。
林徽因、梁思成和其他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洗了澡。林徽因做了一個自我檢查報告，梁思成的自我檢查後來發表在1952年12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標題為《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築設計的思想》。
這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解放後經曆的第一次群眾運動。因為這個運動“人人過關”的性質，也因為梁、林當時承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這樣光榮而神聖的設計任務，還因為他們在建築學界具有的威望和影響，這次運動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衝擊。但是運動對他們的思想仍有一定的觸動，這表現在他們以後的文章和言談書信中，增加了“思想改造”的意識，好像在隨時留神不要露出資產階級思想的“尾巴”。
盡管梁思成、林徽因在城市規劃建設方麵與政府的決策者們意見相左，但令他們欣慰的是，政府在重大建築的設計、施工問題上，還是倚重他們的。例如，像人民英雄紀念碑這樣意義重大的建築，他們都是建築委員會委員，梁思成還是建築設計組組長。
人民英雄紀念碑從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破土奠基，到1956年7月建成，經曆了7年時間。林徽因生前沒有看到紀念碑的落成，但她生命的最後幾年一直與這項工作緊密相聯。
參與和主持這項工作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有建築學家、工程專家、雕塑家、美術家、曆史學家，因此，設計思想很長時間得不到統一。有人主張以巨型雕塑體現英雄形象，有人主張建成歐洲古典的“紀念柱”或埃及的“方尖碑”樣式，還有人主張建成一座“小天安門”：下麵是大平台，平台上立碑，平台側麵開門，裏麵有展廳、展室及廁所等設施。徽因和思成非常擔心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感會被這樣的一座建築所破壞。
盡管他們起初也不清楚人民英雄紀念碑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但他們清楚地知道不能建成什麼樣子。梁思成在給北京市市長彭真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天安門是廣場上最主要的建築物，但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卻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築，他們兩個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築物。因此兩者絕不宜用任何類似的形體，又像是重複，而又沒有相互襯托的作用。……總之，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開洞。至於碑身……我認為做成碑形不合適，而應該是老老實實的多塊砌成的一種紀念性建築物的形體。……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占地之重要都非同小可。我以對國家、對人民無限的忠心，對英雄們的無限崇敬，不能不汗流浹背、戰戰兢兢地要它千妥萬帖才敢喘氣放膽做去。
梁思成和林徽因收集了古今中外許多紀念性建築的資料，反複比較、討論，繪製了一張又一張草圖。最後形成了他們自己比較滿意的設計方案。
1952年夏，鄭振鐸主持召開會議，決定碑身采用梁思成的設計方案，對碑頂暫作保留；因為有人堅持要在碑頂上放置英雄群像雕塑，梁思成堅決不同意。
1954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開會，彭真市長拍板，碑頂采用梁思成的建議，建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建築頂”。同時決定放棄碑頂的雕塑，因為碑高40米，上麵放置群雕，無論遠近都看不清楚；而且主題混淆，互相衝突。
當梁思成忙於紀念碑整體的設計時，林徽因則忙於紀念碑基座上的花圈、花環等雕飾圖案的設計。
她對世界各地區的花草圖案進行了反複對照、研究，描繪出成百上千種花卉的圖案，有時是一朵花，有時是一片葉，還有靈感來時匆匆勾出的草圖，就像一個樂句，幾個音符。
枕畔、床頭、書桌前、沙發旁，到處都是一疊疊圖紙。
她對自己的工作挑剔到了嚴苛的地步，連素以認真著稱的梁思成也有些不忍。他揀起林徽因廢棄在一邊的大堆圖紙看著，那些或細膩凝重、或精致華美的圖案吸引著他。徽因筆下靈動的畫稿如同她筆下那些靈動的詩句一樣，讓思成愛不釋手。他知道徽因性急，哪天嫌這些畫稿礙事，她就會讓女傭燒掉了事。思成認定這些畫稿是有價值的，他找來一個紙箱，在徽因廢棄的畫稿堆中挑了一些裝進箱裏保存了起來。這些草圖後來毀於“文革”浩劫中。
在成百上千種圖案中，徽因和思成最後選定了以橄欖枝為主體的花環圖案，還有牡丹、荷花、菊花組成的花卉圖案，用以象征革命烈士高貴、純潔和堅韌的品格精神。這些圖案後來雕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座上。那是一組華美而渾厚、輕盈而奔放的藝術音符，鐫刻在巨大的碑座四側，譜成了紀念人民英雄的雄渾樂章。
一個生命究竟蘊涵著多少可能？一個人究竟能創造什麼奇跡？如果有醫學專家研究林徽因的病曆，一定會驚歎不已。1945年，在重慶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嘈雜的客房裏，美國著名的胸外科專家裏奧·埃婁塞爾就曾斷言，林徽因最多還能活五年。
如今，已經是1952年的夏天，林徽因正忙著為即將在北京召開的亞太地區和平會議的各國代表們準備禮物。
她的雙肺已被結核病菌深度吞噬，她的腎髒已被切除了一側，她每天吃得很少，夜裏全靠安眠藥才能睡四五個小時。每當她倒在床上，都有可能永遠不能起來；可每當她起來後，就又重新煥發出生機勃勃的創造活力。
亞太地區和平會議籌備組決定，要給每位代表送上一份既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又精致典雅的禮物。根據不同民族、不同性別代表的習慣愛好，決定製作四類禮品：第一類是絲織品，真絲彩印頭巾和刺繡“平金”的女子坎肩；第二類是手工藝品，如景泰藍、鑲嵌漆器、“花絲”銀飾物及象牙雕刻、挑花手絹等；第三類是精印的畫冊，包括年畫集、民間剪紙窗花、敦煌壁畫的畫冊；第四類是文學名著，主要是中國作家中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作品。籌備組將第一二類禮物的設計和準備工作交給林徽因負責。
林徽因從小就喜愛美麗的手工藝品，她很快就對這項工作著迷了。她跑了一家又一家生產手工藝品的工廠，仿佛忘記了自己的病痛。她發現這類所謂的工廠，其實隻是些小手工作坊。製作景泰藍那幾家作坊的破敗零落，更令她格外地吃驚。她了解到，解放前連年戰亂，這些東西無人顧及；解放後，這些被視為生產奢侈品的作坊也得不到扶持，隻是顧慮到作坊工人的失業問題才勉強讓它們存活下來。景泰藍的製作工藝複雜，生產成本高，這些作坊處於倒閉的邊緣。
林徽因和思成商議，在清華建築係成立了一個美術組，她想借這次製作和平禮物的機會，搶救這一瀕於滅絕的中國獨有的手工藝品。
美術小組的成員除了營造學社多年的夥伴莫宗江外，還有兩個年輕的女學生：常莎娜和錢美華。林徽因和他們一起，到作坊裏去了解景泰藍的生產工藝，觀看工人的操作過程。她對每個工序都有興趣，經常要動手試一試。掐絲、點藍、燒藍……神話般的，毫不起眼的坯胎變成了絢麗的藝術品。
她端詳著那些製成品，不滿足的情緒湧上心頭。景泰藍長時期僅有那幾種圖案，不外乎牡丹、荷花、如意……這些帶有濃鬱宮廷色彩的富貴吉祥的圖案雖說也挺好看，可幾百年來缺少變化也未免過於單調。她和美術小組的人一起設計繪製了一批新的圖案，其中祥雲火珠的圖案簡潔、明快，敦煌飛天的形象浪漫動人。他們把這些新圖案拿到作坊中去，徽因就守在作坊裏看著工人師傅們操作。當樣品成功地燒製出來後，她高興得像個得到禮物的孩子。
外麵世界的變化日新月異，目不暇接，林徽因沉浸在景泰藍的一花、一葉、一枝這種難度極高而又極富挑戰性的工藝品創作中。如同撼天動地的震響中，靜靜地奏起一支輕靈美妙的樂曲，給緊張的心靈以慰藉，給紛紛擾擾的生活以神韻……
學生們注意到，瘦弱的林徽因對藝術有種宗教般的熱情。如果這時候看見她那雙專注而有神采的眼睛，誰都不會相信這是個身患重病、非常清楚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的人。
亞太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順利召開，和平禮物送到了亞太各國代表的手中。蘇聯著名芭蕾舞演員烏蘭諾娃得到了飛天圖案的景泰藍，這位“天鵝公主”喜歡極了：“這是代表新中國的新禮物，真是太美了！”
林徽因的兩位女學生，後來都在中國的工藝美術領域卓有成就。常沙娜後來是北京工藝美術學院院長，錢美華後來成為景泰藍設計專家、北京琺琅廠總設計師。
星期天，梁家來了位年輕的老熟人——羅哲文。
當年在四川李莊，羅哲文是營造學社最後招收的學員。那時他才十七八歲，一副稚氣未褪的模樣。他師從梁思成，從繪圖板、丁字尺、鴨嘴筆的使用，到削鉛筆、用橡皮這樣的小事，梁思成都一點一點地耐心講授和示範。後來，他掌握了一手過硬的繪圖技術。他的名字也是梁思成重新給他起的，他原名叫羅自福，與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諧音，人們都戲稱他“羅總統”。梁思成征得他的同意，給他改名為羅哲文。
如今，羅哲文已經是國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員，他的到來讓思成、徽因分外高興。
羅哲文來清華，有事情向老師請教。
建國後，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維修長城、向國內外開放的建議，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把維修長城勘察規劃的任務交給了羅哲文。
羅哲文首選的勘察點是居庸關八達嶺長城。當時的八達嶺，山勢陡峭，道路不通。羅哲文就像當年營造學社的前輩師長一樣，吃自帶的幹糧，住山中的小屋，上下攀爬，幾經往返，繪出了八達嶺長城維修的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