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的《創造》時代
《創造》季刊的誕生
1920年春天的那次聚會，對於鬱達夫來說，是終生難忘的。
那一年鬱達夫寄宿在日本東京不忍池畔的“池之端”二樓寓所裏，正在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深造，靠每月五十二元的官費在物價昂貴的大都市裏艱難維生。生活的清貧，更激發了他對畢業後事業的渴望，大腦在不停地醞釀和規劃一件影響他一生的，而且日後在現代文學史以至文化史上也是一件有曆史意義的大事。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掀起以來，鬱達夫十分關注國內的新文壇，盡管身居日本，但興趣使然，他與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在書信往來或者交談中，交流最多的就是關於新文學的話題。漸漸地他們發現，國內的新文藝創作遠不如日本。對於閱讀力非常強的鬱達夫來說，當他在東京、名古屋的圖書館裏飽覽歐美的文學作品後，覺得十分有必要成立一個新文學社團，打造一種純粹的文學雜誌，望能成為中國文學的風向標。
那個春夜，囊中羞澀的鬱達夫和張資平湊得一塊錢，買來橘子，準備在朋友聚會上吃。這場聚會邀請了成仿吾、郭沫若和田漢。首先到會的是成仿吾，他帶著郭沫若關於社團的意見和建議以及書信和詩稿來，三個人就一邊吃橘子一邊討論，待橘子都吃完了，問題也討論完畢，還是沒見田漢的人影，隻好宣告散會。為此，鬱達夫和張資平覺得晦氣，白花了一塊錢，會議竟開成這樣。就在成仿吾離開時，他們氣得指著他那裝有郭沫若書稿的背包，連續用日語罵了幾句髒話。
創造社就是在這場被鬱達夫事後戲稱為“橘子會”的會上初現輪廓。後來，他們又相續召開了幾次會議，參會人員增加了鄭伯奇、穆木天等人，終於決定成立文學社團，委派在“橘子會”上失約的田漢回國尋找合作。
盡管鬱達夫他們詳細規劃好了文學社團組織辦法、雜誌出版、贏利渠道等事項，但現實的困境，遠遠比這些留學生想象的要殘酷得多。他們費盡周折，終於在一年後接到來自上海泰東書局願意合作的消息。大家為此興奮極了，郭沫若和成仿吾不顧畢業考試，立刻乘船前往上海，經過一番交涉商談後，泰東書局才勉強同意與他們合辦一本雜誌。
帶著這點成功和希望，郭沫若立即返回日本與朋友們商談。由於鬱達夫身患嚴重的胃病，正在東京的神田駿河台的杏雲堂醫院治療住院，郭沫若最先找鄭伯奇、穆木天、張鳳舉等人商談雜誌的事，卻討論不出個結果，他隻好去東京找鬱達夫。
在醫院的病房裏，久別重逢的兩人長談到深夜，最後商定雜誌名定為“創造”，意思是“要以創造者的姿態，努力創造一個光明的世界”。暫定出版季刊，等將來稿源充足後，再出月刊或者周刊。那一夜，郭沫若帶來的問題，似乎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疾病並未削減鬱達夫的鬥誌，郭沫若後來在回憶中說：“我看見他這種熱情，覺得到東京的目的是已經達到了。”
郭沫若剛走，鬱達夫就提前出院，開始為《創造》運籌帷幄。他通知張資平等社團成員在他的住所開會，會上一致通過社團的出版刊物名叫“創造”，先以季刊形式出版，撰稿任務分發到每個人，趁暑假抓緊創作，暑期結束時交稿。
1921年7月初，郭沫若滿載友人們的祝福，匆匆來到上海，實施《創造》季刊的出版事宜。然而，泰東書局給他們提供的環境和條件並不理想。在編輯所裏，小小的一間房充當臥室兼辦公室，還與一個姓王的編輯合住。上海的7月天氣炎熱，郭沫若每天要看大量稿件，還要應付那些虛偽的人際關係，整天深陷於無聊的應酬中，外加辦事流程瑣碎拖遝，兩個多月過去了，《創造》季刊尚未理出個頭緒來，郭沫若卻已經疲憊不堪。
聯想起出發上海前，鬱達夫的來信中“回到上海去不要為流俗所汙”的告誡，郭沫若發現自己竟陷入了流俗。像他這樣的人，憑現有的能力，想在上海靠文字養家糊口是不現實的，如今隻有趕緊回日本繼續學業，按期拿到文憑，日後肯定不難找工作。而手上這副爛攤子，他能想到的最佳接手人選就是鬱達夫，於是給在日本的鬱達夫寄出一封救援信。
鬱達夫收到郭沫若的來信後決定立即回上海，沒有一絲猶豫。9月初，鬱達夫由東京起航回國，此次回國的心情與以往不同，滿懷“大幹一番事業”的激情，比任何時候都要心胸開闊，精神振奮。
經過簡單的工作交接後，郭沫若就登上了去日本的輪船，鬱達夫獨自在上海著手《創造》季刊的編輯工作和聯係“創造社叢書”的出版事宜。他似乎從未如此充實而緊張地生活過，每天閱讀大量的稿件，編稿、改稿，與各種人洽談事情，渾身充滿活力，與他在日本常常感到生活無趣、壓抑孤獨的狀態完全不一樣。
就在郭沫若離開上海不到一個月時間，上海《時事新報》就刊登出《創造》季刊的出版預告：
自文化運動發生後，我國新聞源為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致藝術之新興氣運，澌滅將盡，創造社同人奮然興起打破社會因襲，主張藝術獨立，願與天下之無名作家共興起而造成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