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沒有其他材料可以證實她的說法，斯隆的確拒絕再會見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人。他讓威廉·克努森（時任通用汽車公司的製造總監）去平息罷工。1937年2月11日，通用汽車公司跟汽車工人聯合會妥協，承認它是那些已經參加了聯合會的員工的談判代表。正如《財富》雜誌在一年以後所說的：“那可是上個十年中最大、最激烈的一次勞工戰爭。”
在美國人繼續懷疑並且挑戰養活他們的大公司時，斯隆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在對付三種力量，他認為這三種力量都是對私營工業甚至美國的嚴重威脅：羅斯福總統；一般的工會；汽車工人聯合會。他設立了第一個公共關係部，目的就是替他擋住記者。他在《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一書中，隻有一次簡單地提到了弗朗西斯·珀金斯和20世紀30年代的靜坐罷工。
他是在分析汽車工人聯合會於1945年組織的下一次針對通用汽車全司的大罷工時提到她的：
在我看來，汽車工人聯合會似乎能在任何一個危急時刻取得政府的支持。政府的這種態度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靜坐罷工。那時，我們的立場是，隻要聯合會的代理人還占據著我們的車間，我們就不跟聯合會談判。靜坐罷工顯然是違法的——最高法院後來的判決證實了我這個判斷。但羅斯福總統、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州長弗蘭克·墨菲持續地向公司和我本人施加壓力，逼我跟罷工工人談判，最後我們不得不那麼做。
斯隆從來不會對罷工承擔責任，而且激烈地反對工會所主張的一切，到死都是這樣，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通用汽車公司已經與工會達成更寬容的妥協時也是如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二戰以後工人們為提高工資而舉行的曠日持久的罷工（其時通用汽車公司麵對日益強勁的國內市場已經無法支撐住停產的損失），導致建立了健康保險和養老金福利製度，以代替工資的：噌長。當時，企業領袖和華爾街都認為，這是平息勞工冤怒的一種新穎而：不貴的辦法。誰知道，在21世紀的頭10年，它就使通用汽車公司處於成本劣勢之下，這是斯隆哪怕在噩夢中也預見不到的。
盡管斯隆對企業、對高級管理人員、對小時製工人的認識中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他的經營業績又一次以事實說話了。到20世紀30年代末，通用汽車公司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汽車產量從1908年的10 000輛增加到1915年的102 000輛，1939年更是增長到1 597 569輛；在美國汽車市場的份額從1915年的不到lO％增加到1939年的40％。同期美國製造汽車的企業已經由1915年的200多家減少為1939年的十幾家了。
高級管理人員與政客不同流
斯隆不僅仇恨羅斯福總統，而且還確信一點：他手下的負責人不可參與政治或者去政府工作，以免弄髒了手。那些不讚同他這一條的人可就倒了黴。
約翰·拉斯科布曾經做過通用汽車公司的首席財政官，對美國公司的財務製度和治理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後來他也惹斯隆生氣了，因為在1928年，他想做紐約市長（民主黨人）阿爾·史密斯競選總統的總管。斯隆馬上解雇了他，即使杜邦家族反對也不管用。拉斯科布後來跟阿爾·史密斯合作，在紐約建造了帝國大廈，以呼應他的朋友沃爾特·克萊斯勒的裝飾藝術摩天大樓。
威廉·克努森被公認是完善了批量生產的組織方法的人，他的結局跟拉斯科布差不多。1937年，他被提升為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其時弗林特的靜坐罷工剛剛結束，斯隆正想避避風頭。雖然斯隆隻保留一個董事會主席的頭銜，可在公司裏的權力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大。1940年，羅斯福總統邀請克努森來負責組織美國的戰時工業動員，斯隆就明確地說，他不允許克努森離開通用汽車公司去政府任職，不管擔任什麼職務。克努森是十幾歲時從丹麥移民美國的，非常看重自己的美國公民身份。他不顧斯隆的反對，離開公司到政府任職去了。他是被迫辭職才走成的。
羅斯福總統後來授予克努森四星上將軍銜。戰後克努森曾經私下問斯隆可否讓他回到通用汽車公司。斯隆說不行，理由是克努森已經過了65歲，而通用汽車公司員工的退休年齡就是65歲。實際上，當時斯隆已經70歲了。
最好的時刻：通用汽車公司為了美國而參戰
1940年，隨著美國越來越多地卷入戰爭，公眾對是否應該重整軍備的問題辯論不休，通用汽車公司對此漠不關心，專心致誌地生產民用汽車而不是武器和軍用運輸工具。不過，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通用汽車公司就已經在其經營計劃中假定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並且做好了戰後在本土和海外擴張的打算。它甚至開始分析工資政策和生活費用上漲的公式，準備應付戰後的通貨膨脹。
在美國以外，通用汽車公司的亞當·歐寶公司實際也參與了希特勒於20世紀30年代的“人民的汽車”項目的投標。結果雖然歐寶公司沒有中標，但通用汽車出口公司的總裁詹姆斯·穆尼被希特勒親自授予了德意誌鷹一級十字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