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通用汽車公司來說什麼是有益的……
阿爾弗雷德·斯隆將通用汽車公司轉型成為企業效率與成功的偶像，而比利·杜蘭特的新夢想卻以失敗告終。杜蘭特汽車公司開始還像磁石一樣，吸引了不少投資者，主要是靠比利個人的聲望，但是產品開發、新的製造和供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資助一個新的經銷商網絡的費用太大，以至於最後連他也應付不了。到斯隆在1932年成為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的時候，杜蘭特汽車公司就已經開始衰敗，比利自己的興趣也早就離開了汽車業而轉到股票市場上了。
他再次利用自己“奇才”的聲譽在華爾街紮下根來與幾個個知名度很高的熟人（包括約瑟夫·肯尼迪）開始創辦一係列投資集合基金。集合基金是現在共同基金的前身，先吸引小投資人，再“集合”他們的投資去購買選定企業的股票。集合基金經理的作用是通過散布關於該企業過去業績和增長潛力的傳言，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參與，從而推動其股票價格的上漲（如今是非法的行為）。
當然，成功的關鍵是準確判斷股票價格何時是最高位，並將所持股票悉數拋出。雖然這是明顯的操縱和投機行為（這跟比利·杜蘭特的做法沒什麼兩樣，他女兒就曾暗示，摩根家族一直在拿通用汽車公司的股份做投機生意），但在當時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華爾街沒有誰能玩得過比利·杜蘭特。在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時期，以他名字冠名的集合基金和辛迪加曾經積聚過40億美元的資產。杜蘭特獲得了一個新的非正式的頭銜：“牛市之王。”
但是，在1928年赫伯特·胡佛當選總統以後，他就知道股票市場的歡快氣氛長不了了。1929年10月29日股市崩盤之前不久，杜蘭特發動了一場個人的運動，企圖說服胡佛總統和聯邦儲備局采取強硬的貨幣政策，約束投機行為，保護小投資人的利益。股市崩盤之前總統甚至會見過杜蘭特，但是總統沒有被說服。
當然，不久就證明杜蘭特是對的，而總統錯了。但這個不是什麼安慰。比利在股市上損失慘重，從此，無論在財務上還是感情上，他都沒有能夠完全恢複過來。這次可沒有皮埃爾·杜邦和約翰·拉斯科布救他出來了。
他在1936年終於破產。1938年9月，他站在雷默莊園的門口，看著所有的家具被拍賣後運走了。後來他從c.s.莫特（當時是弗林特最富有的人）那裏借到3萬美元，從阿爾弗雷德·斯隆那裏借到2萬美元，又幹過一係列買賣，從開煤窯到製牙膏、造刮胡刀、釀啤酒，最後都失敗了。
那些借款也都沒有歸還。
1940年1月，斯隆終於恢複了與比利的個人聯係，邀請比利出席通用汽車公司在底特律舉行的慶祝第2 500萬輛汽車下線的活動。比利跟斯隆同席，斯隆拉著他的手走上主席台，向大家介紹了他。
同年9月，《一個白領男人的經曆》的部分章節開始在《星期日晚郵報》上刊登，比利給斯隆寫過一信，感謝他對自己的“恭維”。信裏還提醒斯隆，通用汽車公司之所以成功，不光是靠了管理學：我的確希望，斯隆先生，在我們打基礎的時候——那時速度和行動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你就認識我。你說在收購了那麼多企業以後通用汽車公司應該采用一種不同的管理方法，這是完全正確的，而你依靠自己的經驗和訓練，聚集了一批能幹，可靠，具有良好的判斷力、遠見和事業心的人，使你能夠把通用汽車公司建設成現在的樣子，真是了不起。
簡短地說，通用汽車公司早期的曆史使我想起了下麵這個故事：從士官幹上來的惠勒將軍在某地的某個戰場遇到了西點軍校畢業的布盧姆菲爾德少校。惠勒將軍對布盧姆菲爾德少校說：“就在那座山上。
一連步兵俘獲了一隊騎兵。”布盧姆菲爾德少校說：“這不可能將軍，步兵怎麼會俘獲騎兵？”惠勒將軍回答說：“但是，正因為那個步兵連長沒上過西點軍校，所以他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上去了，上去就真俘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