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南村，跟上杜任之先生，是我走向革命道路的開始。
在南村住下，慢慢對杜任之這個人也就有了一些了解。閻錫山很欣賞他的才幹，實際上他跟趙戴文的私人關係更好些。我並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他也不給我說這方麵的事，但我感覺他很開明，很進步。對我一直很關心，把我當小弟弟看待，常說一些時局方麵的事指點我。解放後才知道，他是共產國際派回國內的通訊員。這個人留過學，有見識，自負，說話口氣大，底氣足，是那種個性鮮明的人。
杜任之最顯赫的頭銜，是民族革命同誌會高級幹部委員會的候補委員，簡稱候補高幹。不管身份多麼顯赫，地位多麼尊貴，杜先生一直對我很關心。除了張帆這層關係外，也是因為，杜先生看出我是個愛讀書，求上進的年輕人。
我呢，總覺得還是跟杜先生隔了一層。畢竟他的身份是閻錫山的高幹，是我們研究院的主任。當時常有年輕人，過河去延安，我聽說延安有個魯迅藝術學校，也想去。這個想法，不是到了南村才有，在二一八團時就有了。我們從河南接回的兵，編為二一八團，起先在虎嘯溝駐紮，後來還在大寧縣、蒲縣駐紮過。剛回來，什麼都不太懂，時間長了，對陝西、山西兩邊的形勢都有所了解，也知道延安是個什麼地方了。大寧在吉縣北邊，離延安更近，二一八團在大寧駐紮時，我真的想過，到河那邊投考延安的魯迅藝術學校。這樣想了，還是沒去。我做什麼事，得按我的主意做，不會像有的年輕人那麼莽撞，說去就去了。前麵說過，在樊城做生意時，認定了一個為人處世的道理，就是“人無引進，寸步難行”，不管到了哪兒，要做成事，都得要有人引進。有人引進，就等於平日有人關照你，出了事有人保護你。我要去延安，也該找個引進的人。正好我們研究院的秘書主任張獻廷有這方麵的關係。
張獻廷這個人，名為秘書主任，主要是辦總務，相當於現在說的後勤，文案上的事歸我管。南村住房緊，我去了就跟他住在一起，一家農戶的窯洞。不長時間，就看出來，這個人思想還算進步，不反對共產黨。這在當時，是個重要標誌，很難得的。還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死跟杜任之。在他看來，我也是杜的心腹，因此對我很關照，跟兄長一樣，指點我這該怎麼做，那該怎麼辦。我把想去延安的想法，跟張獻廷說了，問他有路子沒有。沒想到，他還真有這方麵的關係，說克難坡那邊一家商店的老板，叫蘇巨卿，是他的朋友，常往河西販鹽，有自己的馱子，也有河西的商號派馱子過來辦貨，順便帶一兩個年輕人去延安不是難事。蘇巨卿這個人靠得住，真的想去延安，他給蘇老板寫封信，準會幫這個忙。我央他給蘇老板寫了信，很快就回了信，表示願意幫這個忙。
他們的信，都是用暗語寫的，表麵看，說的是生意上的事，一點都不犯忌。過了幾天，蘇老板托人捎話，讓我過克難坡去。那時候也沒有別的貴重東西，除了替換的衣服，最貴重的就是我這兩年寫的文章的手稿了。我愛寫，沒地方發表也寫，對自己寫下的東西很珍惜。不多，就那麼一遝子，夾在衣服包裏，外麵看不出來。
正好這一段時間，前線形勢緊張，杜任之去南邊督戰去了，不在研究院。正是我走開的一個好時機。
我去了，蘇老板說三兩天內河西有人過來，讓我準備準備。所謂的準備，最大的一宗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個生意人。我那時留的是分頭，一看就是個學生樣子，去河西，若不是去秋林，肯定是去延安，這發型路上的卡子先就過不了。生意人就不一樣了，來來去去總方便些。生意人都是光頭，沒有留分頭的。克難坡有剃頭鋪子，我去剃了個光頭，剛剃完，摸摸青頭皮，覺得怪怪的。一想馬上就要去延安了，又很興奮，遇上認識的人，問怎麼剃了光頭，說天熱了，圖個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