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去北京待了兩天，回來的第二天又去訪談。寒暄過後，看到書桌上有一封公函，問是什麼事，推過讓我看。是太原市委宣傳部和市委黨史辦公室合署的信件，說本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將在進山中學等地，舉辦紀念趙宗複同誌（一九一五年-一九六六年）和為解放太原而犧牲的喬亞、劉鑫、梁維書等同誌的座談會，請張老參加。
對趙宗複這個人，我還是大體了解的。一九六五年來山西大學上學的時候，就知道趙宗複是趙戴文的兒子。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就聽說跳樓自殺了。當時以為定然不小了，看請柬上寫的，出生於一九一五年，這麼說死的時候才五十一歲。
再看桌上，還有張先生寫的一篇文章的底稿。見我看，張先生笑笑說，這是他們讓我為趙宗複寫篇祭文，說是上蘭村竇大夫祠旁邊的趙公館恢複舊貌，裏麵要建趙宗複的墓和碑，到時候要用。座談會去不了，能為趙先生寫篇祭文也算是盡了心了。
上蘭村的趙公館我去過，後麵的花園裏，有重修的趙戴文的墓和碑，這麼說是要在他父親墓的旁邊，再為他建墓樹碑了。
我發現了張先生寫文章的一個小訣竅。先搭架子，再細細填充。這篇文章的開頭幾句已寫好了，下麵有兩句，知道要寫什麼，句子沒有組織好，就畫了許多“□”代替。後麵還有幾段也大體寫好了，其中也有“□”代之的字句。最後一句是“伏維尚饗”。想自己平日寫文章，總是采取“霸王硬上弓”的辦法，從頭開始，哪兒寫不下去了，硬往過衝，而不知轉圜之妙。空下來，往前寫，最後回過身來，再收拾這些“釘子戶”，才是處理這類問題的好辦法。是得學著點。
提起趙宗複，張先生就從趙宗複說起——
日本人投降了，回到太原，年輕人的熱情都很高，覺得國家複興了，遇上了好時代，自己也要做大事。在山裏憋了七八年，渾身的力氣使不完，這下子可找到了施展的大舞台。對我們這些還有點文化，喜歡舞文弄墨的人來說，最愛做的就是辦刊物。在晉西山裏，你寫得再好，也沒地方發表，回到太原可就不一樣了。別看年紀不大，畢竟是凱旋之師，是收複者也是征服者，日偽那一攤子全成了自己的，手裏大小都有一些權力，辦個刊物根本不算一回事兒。
趙宗複當時做什麼記不得了，隻記得他辦了個刊物，不厚，就那麼薄薄的一小本，叫《學習》。他也不知聽誰說的，我愛寫文章，約我給他的刊物寫一篇。那幾年，我最愛看魯迅的文章，就寫了一篇，叫《如果我做了皇帝》。文章裏說，假如我做了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讓人把金鑾殿刷成白色，因為二戰勝利了，正時興白色的宮殿，美國的叫白宮，英國的叫白金漢宮；第二件事是，在家打牌也得收稅，因為現在一切橫征暴斂，都有了堂皇的名義，打牌經手金錢，當然應課之以稅。通篇都是諷刺當時社會現象的。寫完給趙宗複的時候，用的是本名。過後趙給我來電話，說還是改個名字吧，我說你改吧，他就給改了個名字叫仲韜。所以取這麼個名字，想來是他認識張帆，跟張帆是朋友，知道我是張帆的弟弟，就用了個“仲”字，韜嘛，韜晦的意思。真沒想到，我那樣寫，他就那樣發了。
文章登出後，趙宗複覺得好，到家裏看望，鼓勵我繼續寫。
那時我住在東緝虎營一個院子裏，前麵兩間住的是薛博民，後麵兩間住的是我一家人。那時我大兒子紀林還沒出生，家裏就我跟雨湖夫人兩口。我不是跟著隨部工作團第一批回到太原的嗎？安定下來，租下房子，就去孝義把雨湖夫人接了過來。
剛租下房子，還沒買下床，雨湖夫人來了，我們就在地上睡。她沒見過電燈，很是奇怪，怎麼牆上那麼個黑黑的小疙瘩，按一下那個玻璃泡泡就亮了。看看這兒，看看那兒，怎麼也想不明白。別說她了，就是我，也覺得不可思議。畢竟我隻上過小學，沒上過中學。當然我走南闖北，經見得多，見慣就不怪了。
趙宗複來了，也沒有好招待的，那時我抽煙，敬上一支紙煙，就是太原西北卷煙廠出的“順風”牌。點著得趕緊吸，慢點就有滅的可能。宗複隻顧跟我說話，不知怎麼一下就滅了，隻得再點。宗複笑笑說，順風順風，順風而滅。
韓：說說你剛回到太原的情況。
張：隨部工作團是個臨時機構，光複之後就改為民族革命同誌會太原分會，主任是智力展。聽起來官不大，實際權力不小，相當於現在的太原市委書記，當然不能這樣類比。工商業不管，宣傳輿論全管。主任之下有分工，我是宣訓特派員，一聽就知道是管什麼的了。有這個權力，就辦了一份報紙，叫《青年導報》，周報，一周一張；又辦了個雜誌，叫《工作與學習》，半月刊。這一報一刊的社長，都是智力展，他平常忙於政務，不怎麼管事兒，主要由我負責，就是總編輯和主編了。正式發行，已是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