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社會風氣，跟過去不一樣。日本投降了，國民黨還在重慶，許多人要求成立聯合政府。更進步的提出，國民黨應當還政於民。我們市分會裏，有許多進步青年，跟我住一個院子的薛博民，是市分會的民運特派員，意思是負責發動民眾運動的。還有一個叫張致中的，是組織特派員。有一次，我們幾個跟智力展談起時局，說是二戰勝利了，國內局勢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一黨專政肯定搞不下去。不知誰當場說，像梁化之搞的這一套，遲早要被曆史唾棄的。智力展說，梁化之還是革命的，對時局負責的。智走後，我們都說，梁化之怎麼會革命呢？根本不可能。
一九四六年春天，杜任之隨山西大學回到太原，山西大學又在侯家巷原校址複了課。一天我去杜任之家裏看望這位老上級，說了我辦報辦刊的情況。杜說，這很好，要利用這個陣地，辦一些進步的文化活動。有了杜任之這話，心裏就有了底兒，知道該怎麼做了。
韓：趙宗複好像當過進山中學的校長。
張：他是趙戴文的公子，閻錫山對他還是器重的。光複回到太原，年底還是第二年初，趙宗複就當了進山中學的校長。對我辦報紙，辦雜誌，都是完全支持的。還介紹了幾個人來我這兒工作，全是進山中學“投槍社”的學生，有的剛畢業，有的還是在校生。記得裏頭有個叫劉文瑞的，後來叛變了，最積極的是翟鳳仙，是我們的特邀通訊員。這也是我在報社實行的新辦法，發展通訊員，分兩級，一級是普通的，一級是特邀的。關係最近的，最進步的，當特邀通訊員，發給證件，標明第幾號，都有記錄。拿上我們的特邀通訊員證件，出去采訪是很榮耀的。有個叫衛興華的，是我們的第一號通訊員，解放後有人說是特務，我給寫了證明說不是，後來成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省文聯的張萬一你知道吧？
韓：知道，是個戲劇家，前些年開會時見過。
張：翟鳳仙就是張萬一的夫人。前些日子，我還見過她。這次組織紀念趙宗複的活動，她是主力，這麼大年紀了，還有學生時代的精神。
我辦《青年導報》，還是受限製的。那時年輕，有股子莽撞勁兒，想登的東西不能登，不想登的東西偏要叫你登，心裏很憋屈。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胡宗南指揮十四個旅二十三萬人，在空軍配合下，從洛川、宜川分兩路直取延安。十九日延安叫占領了，太原城裏舉行慶祝活動，各主要報紙都出了號外，《青年導報》沒出。智力展問我為什麼不出，我說，還不到時間。見我態度不好，也沒再說什麼。
到了一九四八年，蔣介石在南京開了國民代表大會，智力展當了國大代表，對報社和雜誌的管束就更嚴了。我們之間也不像以前那樣協調了。薛博民是市分會的民運特派員，有次特種警憲指揮部的人抓了他，我問智力展是為什麼，智說他也不知道。這事我就對他有意見，薛博民是跟著他一起在晉西的老朋友，老部下，薛出事了，怎麼就不打聽打聽。現在想來，我也許太年輕了，智力展那樣回答，說不定是一種韜晦之計，對我說不知道，可能暗地裏正在進行營救。後來薛博民果然出來了。我問是怎麼回事，老薛說，他聽說特務要破壞一個機構，是個點心鋪，去通報消息，後來這個機構還是叫破獲了，被捕的人招出了他，把他牽連進去，所幸案子不重，也沒動刑，關了幾天就放了。
在報社幹了一段時間，覺得限製太多，不想幹了。
一次小聚會，就我和杜任之、趙宗複三四個人，我對他倆說，這個營生幹不下去了，報紙上要稱共產黨為“共匪”，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倆也覺得我在智力展那兒再幹去，不會有什麼名堂，不如早早退出。正好閻統區搞“三自傳訓”，公務人員都要參加，身體上受管束，精神上受折磨，我是無論如何不願意做這種事的。又去找杜任之和趙宗複想辦法，他倆說，那你就去省議會王懷明那兒吧。
當時王懷明是省議會的會長，省議會是民主性質的機關，不搞三自傳訓那一套的。不必提杜任之了，光有趙宗複的麵子，王懷明也會給這個人情的。沒多久，我就辭了《青年導報》的職務，離開同誌會太原分會，去省議會當了秘書。《學習與工作》雜誌，在此之前就停辦了。“文革”後王懷明回到山西，我也參加了接待，就是因為我與他有這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