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嗣子，文陞不負文天祥所望，後又為歐陽夫人養老送終。文陞曾哭道：“父骨既歸於土，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大德二年（1298），文陞遠上大都，找到文天祥的舊婢綠荷等人，打聽母親歐陽夫人的下落。恰好在這年冬天，隨公主下嫁去了大同路豐州的夫人不耐北方寒冷，求得公主同意南返，在途經大都時，被文陞迎養在京。文陞侍奉夫人十分盡心，每逢節日，都要置辦南方食品，請四鄰的老婦過來聚談。文陞並通過劉牢子找到文天祥的墓地（此說與他“自燕奉柩歸故裏”之說不合），每年春秋必陪母親前往酹奠望拜。此時舊墓地立有大小兩座僧塔，大塔的石碑上刻有“信公”二字，便是文天祥暫寢之處。大德八年（1304），文陞奉夫人回到廬陵老家。次年二月中旬，夫人得痰疾。二月十九日，婢女見一隻香囊破舊，便在洗衣時扔了，夫人發現急忙叫婢女撿回，說：“此伴吾未嚐須臾離也，落齒時，得之父母。祭文雲：‘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與汝。’得之丞相。吾死必仍懸吾心前，將以見吾父母，見吾夫於地下，為無愧也。”一囊一文，兩個信守，一懸胸口，一係心上。就在當日，夫人咳痰而亡。文陞將她葬於富田以南二十裏的洞源。
至於文陞自己，他曾辭官不做，直到皇慶元年（1312）才出任集賢直學士。不久病死，元廷追封他為蜀郡侯。
文天祥留下了大量詩文，在他死後不久即被編輯出版，廣泛傳播。
《吟嘯集》是其最早麵世的詩文集。這是在他殉難後，他被帶到獄外的詩文，經民間書坊搜尋編輯，在大都刊行的合集。《吟嘯集》收有詩、賦、文、歌約八十首（篇），與他自編的《指南錄》、《指南後錄》中的詩文多有交叉重複。從集名即可觸摸到編者所理解的主題和情感，甚至是出版意圖。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第八首寫道：“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噴香汁。”“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濕。”他寫此詩當在文天祥殉難後不久，由此可推斷，《吟嘯集》是文天祥最早麵世的合集刻本之一，甚至不能排除在他生前就已出版的可能。
最早的文天祥詩文全集，是道體堂刻本，始刊於元貞、大德年間（1295—1307）。
至明初，道體堂刻本“經兵燹不全”，經尹鳳歧從內閣得之，又重新編輯刊印。今天所能見到的早期版本，應是以此刻本和道體堂刻本為基礎整理增訂的明刻本。
筆者手頭有一套《文天祥全集》，係據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張元諭所刻《文山先生文集》的鉛字版影印，共二十卷。明代吉水學者羅洪先為此版本作序說：“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吉陽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複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某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輯，厘類剔訛，出羨幣，選良梓，刻將半，複致中丞之命於餘，俾序所以校刻之意。”可見廬陵郡守張元諭在重刻時，做了許多收集、增補和校勘的工作。
除明初尹鳳歧重編的《文山集》十七卷外，在張元諭前後的明刻本還有景泰六年（1455）、嘉靖九年（1530）、嘉靖三十一年（1552）、萬曆三年（1575）、崇禎三年（1630）等刻本。
到了清代，以明代刻本為底本，經參校增訂，不斷推出新編版本。《四庫全書》等大型典籍也收入了文天祥全集或部分著作。
文天祥的詩文，“大篇短章，宏衍巨麗，嚴峻剴切，皆惓惓焉”。而“矯乎如雲鴻出之風塵，汛乎如渚鷗之忘機械，凜乎如匣劍之蘊鋒芒。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其大氣磅礴、慷慨恣肆的才情和風格，是後世不能不仰學的文學瑰寶。
又有道是：“讀其《指南》、《別集》，而知其顛沛牢騷，惟思委身以報國也；讀其《吟嘯》、《集杜》諸什，而知其號天愴地，悲鬼泣神，傷山河之破碎，而悼身世之飄零也。”可謂：“讀之，使人流涕感奮，可以想見其為人。”人們通過文天祥的詩文，讀他的身世，了解他悲愴的心路，並通過讀他的詩文來懷念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和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