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8年，年輕的政治家賈誼上書給漢文帝，闡述了發展生產的重要意義。在回顧了漢初國弱民窮的狀況以後，賈誼引用《管子》的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來論述說：隻有人民豐衣足食，才能安分守己，國家太平；如果人民缺吃少穿，就會起來反抗，封建統治就永遠也鞏固不了。一個男人如果不耕種，就有人挨餓；一個女人如果不紡織，就有人受凍。現在是生產的人少了，消費的人反而多了，天下的財物自然不夠用。如果朝廷能夠動員老百姓好好種莊稼，使天下的人都能自食其力，連好吃懶做的遊民都轉移到農村去，財物富餘了，天下自然太平了。
賈誼又說：“如果沒有積蓄，不幸遇上災年，政府用什麼來救濟？如果邊境上出現了緊急情況，幾十萬大軍的軍糧又如何籌措？一旦天災、戰爭接連發生，天下就會大亂。到那時再設法挽救就來不及了。”
賈誼指出：“糧食是國家的命根子。糧食多了，國家富了，什麼事情都好辦。攻則能取，守則能固，戰則能勝，遠方的敵人也不敢不服從。因此，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讓全國人民都努力從事農業生產。糧食積儲多了，人民就會安居樂業。這就是以富安天下的策略。”這就是著名的《論積貯疏》。
漢文帝很愉快地接受了賈誼的建議。當年正月，劉恒就發布詔書，指出“農業是天下的根本”，要求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他親自下田耕種，體驗種田人的疾苦，做天下的表率。同時要求他的皇後、嬪妃和後宮女眷都要親自種桑養蠶，自己動手紡紗織布，用實際行動為天下人樹立一種“男耕女織”的家庭生產模式。而且還要求各級官吏都要深入生產一線，了解情況，指導種田，發放農貸，解決實際問題。因此，老百姓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當年獲得了大豐收。
漢文帝得知後非常高興，馬上下詔予以嘉獎，準予免去天下農民當年田租的一半，即三十稅一。到文帝十二年，又免去一半即六十稅一。甚至12年免收全國田賦，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對當時農業生產的迅速恢複與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此後，漢文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並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
此外，漢文帝時的算賦也由漢初的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漢文帝“偃武行文”，把徭役從漢初規定的每年一次減為三年一次，即“丁男三年而一事”。這樣的減免在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上可謂空前絕後，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
然而，農業生產日益發展，糧食日漸豐裕，也導致出現了商人囤積居奇和穀賤傷農的現象。文帝十二年，號稱“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錯向文帝建議：“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文帝采納了晁錯的建議，下令“入粟拜爵”、“使民以粟為賞罰”，即采取公開標價賣爵的辦法來充實邊防軍糧。這樣一來，國家存糧大增，既加強了國家的儲備，又益於減輕租賦；向農民買的糧多了，糧價自然也就提高了。晁錯又建議，入粟拜爵辦法實行後，邊境積粟足以支持5年，可令入粟者輸於郡縣，使郡縣也積粟；邊境和郡縣都已充實，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暫時有所改善。這就是著名的《論貴粟疏》。
為加強戒備，防範匈奴的侵襲，文帝還積極鼓勵養馬，規定百姓家中養馬一匹便可免除三人的徭役。百姓樂於養馬，馬匹增長迅速。
“開關梁，弛山澤之禁”，變“抑商”為“惠商”農業生產發展後，工商業日益顯得重要，文帝逐漸將漢初的“抑商”變為“惠商”。漢代在軍事重鎮或邊地要塞都設關卡以控製人口流動，檢查行旅往來。出入關隘時，要持有“傳”，即通過關卡的符信（憑證），方可放行。公元前158年，漢文帝頒布詔令，“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即取消出入關的“傳”，從而有利於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係，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再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任民墾耕，準許私人開采礦產，利用和開發漁鹽資源，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漢文帝還摒除盜鑄錢令，開放金融，實行金融自由政策，結果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無不流通，商業和手工業都有了迅速的發展，這使得文帝時期畜積財增，戶口漸多，國家的糧倉錢庫溢滿，海內殷富，天下家給人足，社會經濟繁榮。
減輕刑罰，廢除肉刑，改革刑製中國古代強調家族倫理，於是就設計出一人犯罪，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者處死，輕者沒入官府為奴的刑罰，以此來警告人們不得輕易觸犯法律。這種“株連”親屬的連帶刑事責任是中國古代刑事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如果全部都處死的叫“族誅”。
秦朝對連坐的執行顯得相當殘酷。劉邦入關時曾針對秦律酷繁而“約法三章”，很受民眾擁戴。但漢初二十多年裏，秦律又被恢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