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削去燕、代兩國的“北邊郡”和吳、淮南、長沙三國的“南邊郡”，將其收歸中央直接管轄，使這些王國封域同匈奴和諸越隔離開來，改變了諸侯王國“外接胡越”的狀況。這樣，不僅防止了諸侯王國同胡越的勾結，而且有利於漢朝邊防建設，並為後來漢朝成功地發動反擊匈奴的戰爭和經略諸越創造了條件。
第二，削藩之後，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其實際地位已經降為郡級，從而導致諸侯王國行政體製的變化。原來的王國-郡-縣三級製，已經不複存在，而變為王國（郡）-縣兩級製，國與郡基本上趨於一致。行政體製的變化，使諸侯王國的獨立性大大削弱，漢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第三，削藩之後，諸侯王國領郡由高祖時的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轄郡則由高祖時15郡增至44郡。這一減一增，使漢郡總數大大超過諸侯王國郡數。漢初以來幹弱枝強的局麵基本上扭轉過來。這一變化，對於鞏固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意義十分重大。
再次，“令諸侯王不得複治國”。七國之亂是西漢中央與諸侯王國間的一次關鍵性的戰爭。七國之亂平定之後，漢王朝的威望大為提高，漢景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嚴格控製王國，采取了“抑損諸侯王的地位，將王國的權力收回中央”的措施，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剝奪諸侯王的治民權，改革王國官製。改革主要從兩個方麵進行：
一方麵，“抑損諸侯，減黜其官”。這其中包括三點內容：一是降低王國官員品級，“改丞相曰相”。更名後，王國相由金印貶為銀印，其官秩降低，與郡守相同；二是“省禦史大夫、廷尉、少尉、宗正、博士官”。以上諸官職皆仿照朝廷，省去這些官職，也就等於降低了諸侯王國的地位，從而削弱了諸侯王的權力；三是“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即裁減以上諸官的員額。上述措施，改變了諸侯王國百官與朝廷“同製”的舊製，從而抑損了諸侯王的地位和權力。
另一方麵，剝奪王國的官吏任免權，令諸侯王“不與政事”。規定王國四百石以上官吏，須由朝廷任免，即“天子為置吏”。諸侯王隻有任免四百石以下低級官吏的權力，其“掌治其國”的權力基本上被剝奪了。
最後，削減諸侯王的經濟特權。景帝對諸侯王國的財政進行改革，取消“諸侯皆賦”，僅保留其“食租稅”之權。在漢初諸侯王國的財政收入中，按人頭征收的“口賦”占大頭，其他租稅收入僅占小頭。中央把大頭拿去，留下小頭，這是在經濟上對諸侯王的沉重打擊。不僅如此，經過削藩，諸侯王國封域縮小，封國內田租銳減，鹽鐵銅等利源及有關租稅被收奪。可見，削藩不僅是削地，同時也是削租稅，諸侯王所食之租稅大大削減了。此後，諸侯王財源萎縮，財政入不敷出，甚至出現“諸侯貧者或乘牛車”的現象。隨著經濟實力的削弱，諸侯王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
經過漢景帝的改革，漢初推行的諸侯王國製，至此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諸侯王在名義上是封君，實際上“唯得衣食租稅”而已。七國之亂這場人禍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采納了晁錯的“削之，其反亟”的前謀，才把人禍控製在較小程度。大亂而大治，吳楚七國之亂被迅速平定，景帝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使漢初以來的諸侯王的割據問題基本上獲得解決，諸侯國基本上名存實亡，皇權卻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為漢朝的強盛準備了條件。
兄弟、兒子爭奪儲位
太子的廢立將導致統治集團權力的重新分配，各種矛盾可能在此時突然爆發，所以是君主政體最薄弱、最危險的環節。景帝從登基那天起就無時無刻不在考慮身後的儲位問題，他一共生了14個兒子，卻沒有一個嫡出。原來，景帝的正妻薄皇後是祖母薄太後的娘家孫女，在他做太子時由祖母指定包辦的。薄皇後始終未生一男半女，於是便引起了對儲位激烈的明爭暗鬥。
明爭儲位的是景帝的同母弟弟梁王劉武。竇太後非常疼愛劉武這個小兒子，認為劉武素有賢王之美名和廣袤的封土，為人謙德謹讓、孝道為先，而且有雄才大略和安邦治世之能。
而景帝皇後薄氏沒有子嗣，眾皇子皆為庶出。再說，“兄終弟及”這也無可厚非，先帝文帝不也是惠帝的弟弟嗎？
竇後就把這意圖當麵告訴了景帝。景帝對母親非常孝敬，為了給母親一個答複，就說：“我基本同意，等和大臣們研究以後再決定。”不料，景帝在一次朝會上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卻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表示不讚成。散朝後，景帝隻好對母親說：“這事以後再說吧，我會積極按照你的意思辦。”
漢景帝自己也有過失。公元前154年初，即七國之亂爆發前夕，梁王入朝，當時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後說：“朕千秋之後當傳位於梁王。”竇太後聽了非常高興，梁王更是心中竊喜。這時竇嬰端起一杯酒獻給皇上，說道：“天下是高祖打下的天下，帝位應當父子相傳，皇上要擅自傳給梁王，這就違背了高祖立下的製度規定。”景帝酒醒後驚悟失言，此議擱置起來。竇太後卻因此憎恨竇嬰。竇嬰本是竇太後的從侄，卻因為這件事被開除了進出宮門的名籍，就連節日也不準許他進宮朝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