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闖蕩戰亂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很快打到山西。太原失守前，11月2日日軍已占領了昔陽縣城。大寨離昔陽很近，聽說日本人要抓男丁，為躲避戰亂，陳永貴回到了祖籍石山村。在鄉親的幫助下，做起了小本生意，但時間不長，便本錢耗盡。後來，他曾牽毛驢販過煤，也曾闖蕩到日軍占領下的太原，但到頭來都兩手空空。無奈之下，隻好徒步返回大寨。
途中，他走到巴州鄉山莊頭村，在一塊玉米地看見了當地一位十二三歲的黃毛丫頭，衣衫襤褸，麵黃肌瘦，骨瘦如柴，偷偷地啃還沒成熟的玉米棒子。陳永貴告訴姑娘說那生玉米吃不得，姑娘隻說了一個字：“餓……”陳永貴無法解決這一難題，隻好規勸幾句，繼續趕路。誰知那姑娘提出想跟他一起走，說：“大哥，我跟你走吧，你救我一條命吧！你走到哪裏，我就跟你到哪裏！”陳永貴被這丫頭的傷心話說動了心，緊緊地攥住了丫頭的手。可是，連自己都顧不了，怎麼可能養活這個女孩子呢？在姑娘的再三懇求下，陳永貴心軟了，答應兩年後來接她。
兩年後的1941年，盡管陳永貴仍舊沒有解決吃飯問題，但他說話算數，在朋友的幫助下，湊了幾鬥玉米，吹打一番娶了當年的丫頭李虎妮為妻。石山的鄉親們為他的婚事吃了一頓蕎麥麵條，陳永貴便帶著虎妮回到了大寨，繼續住在穩周老人家裏。大個子寡嫂對虎妮有如親妹妹一般，一家四人相依為命，和善相處。可惜大個子寡嫂命薄，那一年得了一場重病，不久就去世了，陳永貴以本家兄弟的身份把她安葬在賈家墳地。又過了幾年，穩周老人去世，陳永貴披麻戴孝為老人送終，以養子身份完成了應盡之責。
1942年，陳永貴被戰亂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日軍占領下的昔陽，要求普遍建立維持會。除縣裏早有憲兵隊、偽組織外，還要求所有日軍占領村莊都要成立維持會，選出會長、村長或代表，以維持占領區的“治安”，為日本人提供情報和後勤服務等。為日本人做事，出麵擔任維持會代表，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所不願做的，尤其是在昔陽這樣一個群眾基礎好，抗日烽火燃遍全境的地方。而且，這還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當時的太行山區，八路軍和日軍鬥爭激烈，掃蕩和反掃蕩、維持和反維持鬥爭從未間斷過，比如：1939年5月1日，中共昔東縣委和抗日縣政府在皋落召開鋤奸反特大會，公審處決大漢奸、日偽縣維持會秘書李洪泰；1939年9月18日，中共昔東縣委、縣政府在皋落召開萬人大會，公審大漢奸王用賓並處以極刑；1940年4月，日軍在昔西實行內部“清共”，從縣城內的偽機關、學校和附近村的“維持會”中抓走嫌疑人員三百餘名全部活埋；1941年6月14日，平昔東獨立營和民兵在八路軍新十旅二十九團配合下，將東冶頭據點守敵逼退，昔東二區的“維持會”全部肅清；1942年9月，中共昔西縣委先後摧垮廟溝、泉水坪、鴿坪、常溝、岩莊、直峪寺、堖上等村的“維持會”。
在這種情況下當偽代表，隨時都有掉腦袋的可能。
大寨的大姓是賈家和趙家。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這些大姓家族世代相襲，形成盤根錯節的宗族勢力，外來人口不得不依附於他們。日本人命令各村選代表，不然，就進村燒殺搶掠，村裏不敢不選，但大姓人家誰也不願充當偽代表這一角色。村長賈泰元有糧有錢，他很清楚，日軍來掃蕩，吃虧最大的是他，找個敢說敢做、能言善辯的人出麵維持、拖延一下，於村於己都有好處。富人們不願做，又必須做，於是，就把當偽代表一事推到了既是外來戶又是窮光蛋，既膽子大又能說會道的陳永貴身上。
陳永貴此時雖說沒啥文化，又勢單力孤，但他明白為日本人幹事是不光彩的，是要遭人唾罵的。雖說這時的陳永貴談不上有多高的階級覺悟，但他深受昔陽抗日愛國運動的影響，早在1937年八路軍剛到昔陽時就有參軍的打算，隻因八路軍居無定所，他找不著。因此，對偽村長一事，他表示堅決不幹，曾準備往解放區跑。就在這時，八路軍獨立營一個經常到大寨一帶賣布、化名叫“老曹”的共產黨人主動接近陳永貴，勸陳永貴說，當偽代表也不一定是件缺德的事，可以表麵上為日本人幹，暗地裏為自己人辦事，這也是抗日。那時，陳永貴雖然還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敵占區建立“兩麵政權”的政策，還不清楚“從維持到拖延、從拖延到維持”的策略，但他覺得“老曹”的話很有道理，就滿口答應，並和老曹約定了接頭的時間和地點。就這樣，陳永貴於1942年當上了大寨維持會的代表。
陳永貴憑著不怕死的膽量和伶牙俐齒，當上偽代表後，出入日本人的炮樓，打點著來大寨要吃要喝的“棒棒隊”，糊弄著日偽軍不要殺人，還真使大寨躲過了一些災難。同時，他還謹慎小心地為八路軍做了一些事，或通風報信，或掩護抗日幹部。
後來，他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懷疑，1943年送糧進城時被抓進了憲兵隊，差點兒砍了腦袋，是他的妻子四處求情，最後由村裏的頭麵人物出麵，才將他保了出來。
出獄後的陳永貴，在縣城裏找了個打燒餅的活。一次，他在街上賣燒餅，遇見一家逃荒要飯的農民拖扯著麵黃肌瘦的孩子，攔住他央求給口吃的。那孩子可憐巴巴的眼神讓陳永貴動了惻隱之心，他二話沒說，將十多個燒餅一股腦兒地給了這掙紮在饑餓邊緣的一家人。而他的這一善舉，立刻引來店主的不快，自然也丟了一份糊口的生計。
二、翻身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一周後，昔陽縣城從日軍潰退中獲得解放。
大寨解放時，全村共有64戶人家，190多口人。其中，貧苦農民48戶，地主富農4戶。全村共有土地800多畝，48戶貧苦農民共有耕地144畝，僅占總耕地的18%，60%以上的土地歸地主富農所有。全村共有7頭牛、8頭驢、1頭豬和100多隻羊，多為富家所養。解放前，地主富農采用出租土地、雇用長工、短工和放高利貸等形式剝削窮人。48戶貧苦人中，有35戶、45人給地富扛長工、打短工、趕牛放牧、洗衣做飯等；有9戶、21人背井離鄉，乞討為生；有4戶被地主滅門絕戶。盡管在抗日戰爭時期，大寨和其他老區一樣，減租減息取得了很大成果，封建剝削有所削弱，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封建土地所有製依然存在，廣大農民依舊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迫切要求突破雙減政策，直接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
1946年5月4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農民通過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退租、退息等鬥爭手段，廢除阻礙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封建土地製度，實行土地製度改革，從地主階級手中取得土地。同時，為了正確指導群眾運動，“五四指示”還規定了一係列原則，如：吸收中農參加運動，並使其獲得利益，決不可侵犯其土地；一般不變動富農的土地，著重減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對於中小地主的生活給以適當照顧等。
1946年6月，太行區黨委討論了時局、土地改革及戰爭準備等問題，決定在腹心區立即開展土地改革，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同月，昔陽縣在試點的基礎上，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
此時的大寨，已經有了黨組織。早在1946年1月，邢玉清、翟治讓介紹貧農賈承福入黨，大寨有了第一個共產黨員。5月，賈承財入黨；7月，賈進才也加入了黨組織。8月，大寨成立了黨小組，由賈進才任組長。
由於有黨組織的領導，大寨的土地改革進行得有條不紊，既轟轟烈烈，又不失原則。大寨近七成共400多畝土地和41間房屋、32眼窯洞、6頭牛、6頭驢，分給了原先無地或少地的貧困農民。中農的利益得到合理保護，隻有4戶地主富農受到了限製，保留一定數量的土地，逐步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土改那年，赤貧如洗的陳永貴分到了賈登元的一眼窯洞三間房屋和13畝土地。三十而立的他終於有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安身之所，有了一小塊無需租種的土地。陳永貴和千百萬貧苦農民第一次嚐到了當家作主人的甘甜滋味，實現了他們祖祖輩輩渴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當他看到昔日豪華氣派的地主家院轉瞬間易主，當他滿麵春風地耕作在新分到的土地上時，終於認識到隻有依靠共產黨，依靠毛主席，窮人才有出頭之日，才能過上好日子。從那時起，陳永貴就下定決心要緊跟共產黨，緊跟毛主席。也是從那時開始，陳永貴作為13畝土地的主人，作為一個溫馨三口之家的戶主，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他鉚足了勁兒伺候著土地，發誓要在土地上大幹一番。
在大寨住了13年的黨報記者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書中，描述了陳永貴的翻身心情和對土地的摯愛，說他“愛地如命，視土如金”，並講了如下一個故事：
春天，陳永貴趕著耕牛第一次在自己的田間播種，兒子明珠在地邊玩耍。忽然，明珠舉起小手喊：“爹，爹，我揀了一個皮錢，看，還有個老漢！”父親聽說兒子揀了錢，馬上停住了牛，邊往孩子跟前跑邊說：“給我看看！”兒子舍不得，連聲說：“我不！我不！”父親又說：“給我看看，我給你買好吃的。”陳永貴從兒子手裏接過那塊錢幣一看，原來是塊銀元。那塊地原來是地主的，那錢是地主遺留下的。永貴在舊社會過了30年，做過打燒餅等小買賣，掙的錢也都是幾個銅子，從來沒見過銀元。左看右看，在身上擦了又擦，閃出了光。夜裏，明珠躺在炕上未睡，看見爹拿著銀元給他娘看，估摸著這塊錢價值多少。後來，他家用那塊錢買了兩小卷布，給大人孩子每人做了一件新衣裳。
作家張映泉在議及此事時，引申說：
他種地種得認真，分的是地主的地，那地過去種得不好，莊稼沒長出來時草就長出來了。可見那時候長工們沒有賣力。現在到了他的手裏，他就要在這塊土地上做好文章。他使勁挖，挖得很深，要把那些草徹底除淨。地邊殘缺，他也要一點一點地修補上。對每塊地的珍惜一點也不亞於那塊閃光的銀元。
但沒過多久，陳永貴就不滿足於隻是埋頭種地了，他要了解解放戰爭的大形勢。那時，全麵內戰已經爆發，國民黨的部隊從四麵八方發起對解放區的全麵進攻。經過八個月的征戰，解放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麵進攻。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被迫轉入重點進攻。在山西來說，雖然大多處於相對穩定的根據地，但東大門娘子關和出入省境的主要通道正太線，仍然為國民黨閻錫山部所控製。陳永貴懷著翻身解放的喜悅，對前方戰事倍加關注。他分到的宅院底下是共產黨員賈承福、賈進才的家，他有事沒事總往那裏跑，想聽聽上級有什麼指示，想看看村裏有什麼工作需要他做。為保護勝利果實，他多次要求支前參戰。
不久，“正太戰役”打響，晉察冀部隊向正太線中段蔣閻軍發起攻擊，給陳永貴支前參戰提供了一個機會。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下，陳永貴參加到全縣一千五百餘人的支前民兵隊伍中。在平定前線，炮火連天，槍林彈雨，陳永貴衝鋒在前，出生入死，搶救了一個又一個傷員。由於陳永貴在這次參戰中表現突出，“正太戰役”結束後，在評功會上他被選為模範，受到了上級表彰。
三、組織互助組
土地改革推翻了千百年來的封建地主階級所有製，貧苦農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這種新的農業生產關係激發了廣大農民空前的生產熱情，他們心潮澎湃，忘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勞作著。但是，土地改革隻是土地所有權的變化，雖然改變了土地的所有製形式，但並沒有改變農業生產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農具還是原有的農具，耕耘還是靠人力和畜力，不少農戶不是缺牲畜，就是短農具。同時，由於土地的重新分配，產生了大量分散的小農戶，其經營規模較前反倒更小，這樣自然又增加了農業生產發展的阻力。加上大寨的自然條件還和解放前一樣困難，“三天不雨苗發黃，下點急雨都流光”，當時前線戰事又緊張，群眾紛紛參軍支前，後方勞力奇缺，遇到農事集中時節，更是忙不勝忙。因此，翻身不久的大寨農民仍然麵臨著發展生產的艱難曆程。
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為解決生產中的困難，毛澤東就發出了“組織起來”的號召，陝甘寧邊區、晉綏邊區和其他解放區的農民響應這一號召，紛紛組織起變工組、紮工隊、互助組。這種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勞動互助性的組織，有力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支援了戰爭。那時，昔陽縣也湧現出了刀把口、白羊峪兩個互助合作的先進典型。
土地改革後，為了鞏固土改成果，防止農村出現新的土地買賣和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號召在進行過土改的地方“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積極穩妥地引導農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大寨黨小組組長賈進才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率先在大寨成立了互助組，發展農業生產，支援解放戰爭。
那是1946年冬，從區上開會回來的賈進才向大家傳達了黨的互助合作政策，他說：“區上讓咱們自願碰火搞變工互助，這是件好事。俗話說，三人合一心，黃土變成金。大家在一起，有困難互相搭幫，準能把生產搞好！”會後，不少人聚集到賈進才家，商量變工互助的事，這些人多是勞力好、牲畜好、土地好、農具好的強戶。互助合作的基礎是自願，一方願意參加，另外一些人也願意和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個組裏。因此，這些自願碰夥的精兵強將自然很快就組織在一起。這就是以賈進才為組長的大寨第一個互助組。
賈進才互助組是一個由15戶組成的“變工組”，是鬆散的季節性臨時互助，他們按季節聚散，組織生產。農忙季節組織起來，變工互助，農閑時散夥，自由做工，各家幹各家的活。陳永貴那時年輕力壯，是大寨村有名的好勞力，種地的好把式，在組織變工組時，盡管他不在，盡管賈進才堅持要先征求他的意見，但大夥還是很自然地把他算在了其中。後來，賈進才找到陳永貴，想叫他表個態：“金小，我給你商量個事，外麵都組織變工組，咱……”沒等賈進才把話說完，陳永貴便爽快地答道：“商量什麼？你不是正在組織？我參加！”
第一個互助組成立後，大寨一些生產條件差、勞力弱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組，可組裏有人不同意接受，認為這樣做，勞力強、生產條件好的農戶會吃虧。賈進才也不好違背這些先加入的農戶的意願強行吸收他們加入。於是這些不被互助組接受的人們找到了陳永貴。曆史給了陳永貴一個大顯身手的好機會。
那幾天，正是正月天鬧紅火的日子。陳永貴秧歌扭得好，正在串村演戲。陳永貴和秧歌隊的人串完村剛回到家，就來了一幫人。他們老的老，小的小，是來找陳永貴出主意想辦法的。幾個老頭兒一進門就問：“金小，政府號召互助合作，人家組織起來了，留下俺這些老少爺們該怎麼辦？”18歲的梁便良更是直接道出了心裏話：“金哥，你給進才說一說，變工組算我一個吧，我也會幹好多農活呢！”更小一些的賈承聯隨聲附和：“哥，讓我們也參加變工組吧！”
陳永貴很快明白了這些老少爺們找他的用意。他們信任他，把他當作了主心骨，希望從他這裏找到一把解決問題的鑰匙。
陳永貴陷入了涉世以來最難抉擇的沉思之中。賈進才互助組是由強勞力組成的互助組，正所謂“兵對兵，將對將”，“好兵配好將，楊木配柳棒”。在這樣的互助組裏幹，陳永貴這個精壯勞力的前程顯然是輝煌燦爛的。用不了幾年，買房置地，過上富裕生活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可麵對這些弱者，這些舊社會靠打長工、討吃要飯長大、沒有任何積蓄的窮苦人，陳永貴的心裏多了一份酸痛，多了一份同情。梁便良家境貧寒，8歲就給人放羊，12歲當小長工，他個子矮，趕驢送糞夠不著卸驢，就從路邊搬塊石頭站上去，用頭頂住驢往下卸，就這還經常挨東家的打罵。賈承聯也是個命苦人，9歲時，父親下煤窯死了，母親隻好賣掉他的姐姐和最小的弟弟，帶著他們兄弟三個靠討飯度日。陳永貴自幼孤苦伶仃，是善良的穩周婆婆給予了他無私的愛，是大寨的窮苦鄉親不時關濟養育了他。受人滴水之恩，便當湧泉相報。想到自己的身世，再看看這些求助的窮苦人，陳永貴暗下決心，在賈進才互助組之外，由他牽頭再成立一個互助組。
幾天後，當梁便良他們又找上門來時，陳永貴明確表態：“咱們都是貧苦人，咱們的土地都是分果實得來的。如果這些土地種不好，打不下糧食，那就等於白白放棄了革命的果實。所以我打定主意，給咱們這夥老老少少的爺兒們牽頭，種好這些地。”此時，賈進才組也派人找過陳永貴，但陳永貴推了，盡管此前他曾答應過加入他們的組。
陳永貴的決定，讓窮哥兒們既感到心情振奮，又有點不好意思，覺得這樣的話陳永貴就太吃虧了。陳永貴卻說：“不要說吃虧不吃虧。我那時候給人家放牛，連條褲子還掙不下，吃虧不吃虧？毛主席給了我地種，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這麼定了。但是有一條，要跟我幹，就要齊心。隻要齊心，不次於他們那個組！”當時，陳永貴的妻子也感到自己家是強勞力，和那些老漢娃娃們在一起吃虧，所以有意見。陳永貴對老婆說：“吃什麼虧呢？咱祖祖輩輩沒有一畝地，也沒有一間房，祖祖輩輩都是討飯吃。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幾畝，房是地主的房，虧不了！”
就這樣，陳永貴退出了賈進才的變工組，另立爐灶，把尚未成年的6個娃娃和年過半百的4個老漢組織起來，成立了9戶人家的互助組。這幾個孩子，年齡最大的是梁便良，18歲；4個老漢中，最年輕的也有50多歲。陳永貴是他們中間唯一的強勞力。
大寨於是樹立起了兩麵互助合作旗幟：一麵是賈進才領導的由變工組發展而成的互助組，有20多戶，其中14戶在勞力、牲畜、土地、農具以及種田技術上均占優勢；另一麵就是陳永貴領導的互助組，他們的生產實力稍遜一籌，但熱情高漲。
是時已進入1947年初春，春耕生產就要拉開序幕。村裏有人見陳永貴那個組盡是老弱婦孺，說他們是“老的上不了馬，小的拉不開弓，這叫蕎麵漿糊——不沾！可有好戲看哩”！陳永貴也聽到了這些議論，但他明白他們這樣一個老老小小組成的互助組一定會十分團結，一定會充滿衝天的幹勁。他對組裏的人說：“搞生產不完全取決於勞力強弱和農具好壞，關鍵是要團結、勤快、互相幫助。我們這個互助組看起來老的老、小的小，但是，老的有經驗，小的會長大。我們會超過他們的。”患難之中，陳永貴的這句話實在抓心，猶如電流激蕩著每個人的心田，無形中產生了巨大的力量。那些老人和孩子空前團結，誰都怕自己落後了，誰都不願拖累陳永貴，誰都怕給自己的互助組抹黑，並暗暗和賈進才組展開了競賽。
春耕大忙還沒有開始，陳永貴互助組早已笨鳥先飛，擔圈糞、挑炕土，開始積肥，等到人們大舉行動時，他們已經送出多半的糞，地也整好不少了。為了在上工時叫上組裏的人，他們發明了一種扔石頭叫人的辦法：上工不能喊，隻能往街門上或院子裏扔石頭，組員們一聽到石頭響，便以軍事化的行動穿好衣服，扛起工具往地裏跑。
陳永貴當時已是村裏的幹部，是個忙人，夜夜有會開。早上，他還沒起來，老老少少就已經全部下地了，從村裏往狼窩掌挑糞，跑六個來回天還不亮。陳永貴隨即給大家規定了一條：早上走的時候叫他一聲。據賈承聯回憶：
有一次，我們有意不叫他，想讓他多睡會兒。到他出工上地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他一到地，可把我訓了個夠：“怎麼不叫我一聲，是成心不叫我掙分？”我說，你該掙多少就掙多少嘛！老陳更生氣了：“你們擔了五回糞，我才擔了一回，叫我怎麼掙分？”我說：“你晚上開會也能掙！”老陳更生氣了：“誰規定開會掙分的？”那一次我挨了罵，可是到評分時，他自己卻提出，他那天早上的分不能掙。
這些孩子們因為有陳永貴掌舵，幹起活來不比成年人差多少。陳永貴不僅將春天的種植、秋天的收割、冬天的整地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勞動中還特別關愛這些長身體的孩子。
春天往地裏送肥，陳永貴挑著75公斤重的大擔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兩個抬著，有的背著，跌跌撞撞往前走。陳永貴邊走邊教育他們，叫他們別裝多了，別幹猛了。後來，他想出一個辦法，將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滿全程，一段一段地接。這樣，每個人每次可以少跑些路，既減輕了孩子們的負擔，又可以在接擔時說說話，增加了勞動的樂趣。秋天收獲，掰在地頭的玉茭穗，需要人力一擔一擔地往回挑。陳永貴的籮筐裏玉茭穗堆成了兩座小山，足有八九十公斤，而賈承聯、賈承玉倆小孩抬三十多公斤的擔子，他卻不允許，說：“你們還小，努著了該咋？”
幾十年後，賈承聯對這段曆史仍充滿眷戀地回憶道：
秋天往場裏送穀子，老陳會事先把我們的擔子安排好，誰擔多少都由他來決定。可是我們把擔子往肩上一擱，總覺得他給裝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幾把穀子，這事一旦被他發現，他就要批評一場，不讓我們這樣幹。他說不僅要強調大幹，還要保護勞動力。像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娃娃，他生怕擔得太多把身體壓壞。
通過組織互助組，陳永貴逐步顯示出了他傑出的組織才能和高尚的品德。當時，大寨的互助組在分配上實行“死分活評”，即“分票製”，就是以組製作分票，麵額有1分、2分、5分、10分，由組長加蓋手章，然後依據組內各戶土地等用工多少，將預計總分數以分票發給各戶。每天收工後，按當天勞動進行評議，由戶主將相應工分票發給幹活人。分票發放後，一般是每季結算一次，然後由記工員統一收回，經過組長審查，再發給個人繼續使用。組內設記工員一人，負責本組分票的發放和各戶用工多少的清理公布等工作，到秋後以糧食總結算，每十分一鬥玉米，多分者多領，欠分者付出。陳永貴互助組在分配上也照此行事，所不同的是，陳永貴總是要壓低自己的工分。作為組裏唯一的壯勞力，陳永貴莊稼活幹得樣樣漂亮，可是在評分時，才比一般勞力高出一兩分，給老漢娃娃們記較高的工分。大家都說他評得太低，他卻說：“這也是數我分高。”像梁便良、賈承聯這些孩子們，他也要給到8分。娃娃們說，我們的分太高了，他卻說，評分就是叫你們好好幹嘛！
對陳永貴互助組的發展，賈進才作為大寨村黨小組組長打心眼裏高興，還常常跟別人誇獎陳永貴：“這後生能幹，將來一定很有前途。”這兩個互助組之間的勞動競賽，形成了一股好風氣，兩個組都提高了勞動效率，都增加了糧食產量，都表現出了組織起來的優勢。不過，相比較而言，陳永貴互助組取得的成績要更大些。當年，糧食產量由互助前的畝產50多公斤，增長到75公斤，平均畝產比賈進才組多出了15公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賈進才組都是好勞力，基本上用不著更多的互助，用陳永貴後來的話說就是他們是“春來夏散秋不見”，春天他們變變工，夏天各幹各的，秋天誰也不見誰。而陳永貴這個組由於是一群弱者，沒有退路，他們深知隻有精誠團結，隻有互相協作，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獲得成功。
那時，大寨屬昔陽一區管轄，區幹部在綜合了各地的情況後，總結出幾句順口溜式的話：大寨好生產，武家好意見，留莊好寺院，金石坡好劇團。可見，大寨從那時起就在區幹部中間留下了好名聲。
1948年，大寨的多數農戶已經組織起來，分別加入了賈進才組和陳永貴組。是年，賈進才組發展到30多戶，陳永貴互助組發展到29戶。到1949年，陳永貴組又創了平均畝產84.5公斤的新紀錄，戶數擴展到49戶。同年，他和賈進才領導的互助組都由原來臨時性和季節性的互幫互助轉變為長年互助組，即一類互助組，互助合作成績相當突出。1950年11月，他們所領導的互助組得到了昔陽縣人民政府的表揚，獎給他們一麵錦旗，上書“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八個大字。
生產組織形式本為生產的助推器。無論何種方式，目的都是為了推動生產的發展。大寨的兩個互助組都發揮了助推器的作用，在一個自然條件很差的窮鄉僻壤，創造了集體勞動的輝煌成果。相比之下，陳永貴互助組在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麵做得更好，取得的勞動成果尤為驕人，既反映了陳永貴無私奉獻的精神，又說明了陳永貴組織才能的高超。
四、加入中國共產黨
陳永貴在積極響應組織互助合作的實踐中，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表現出對黨的無限熱愛和渴望之情。1947年冬，大寨所在的昔陽一區為了發展壯大黨的組織，準備吸收一批新黨員。陳永貴表現突出，被列為考慮對象之一。而此時，陳永貴也向時任大寨黨小組組長的賈進才表達了自己入黨的強烈願望。鑒於當時大寨黨員人數少，急需加快組織建設，也考慮到陳永貴的實際表現，賈進才欣然同意作陳永貴的入黨介紹人。按照陳永貴的表現，入黨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然而，就在這時，為了解決黨內組織不純問題，一場全縣範圍內的整黨運動（也叫“搬石頭運動”）開始。在整黨期間，按照規定不吸收新黨員，陳永貴的入黨問題隻好推遲。到1948年7月，組織發展工作恢複，但規定發展新黨員要進行嚴格審查，手續也比以前要嚴得多（過去入黨隻要支部通過後報到區委就可以了），必須有兩名正式黨員介紹，支部大會通過後，報請區委批準，並經區委書記簽字後方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