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率領農民閘溝造地
大寨位於虎頭山西麓腳下，是典型的黃土高原土石山區。地勢由東南到西北傾斜，相對高差277米。虎頭山下，八道大土梁夾著七條大溝，猶如一把把利劍，將山坡劈成七股八岔，山間溝中還有17條小溝。山嶺溝穀相間，山高坡陡，縱橫交錯，起伏不平。山坡岩石裸露，怪石嶙峋。梁上黃土覆蓋，天長日久，風蝕水浸，切割得支離破碎。河溝坡度大，平日裏亂石滾滾，雨季一到，則山洪暴發，形成災害。在當地，人們這樣形容大寨：“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地無三尺平，年年災情多。”解放時，全村約800多畝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塊，大的不到三畝，小的要好幾塊才能湊一畝，就斜掛在這七溝八梁一麵坡上。這些坡梁地缺邊少堰，缺肥少水，耐不住幹旱，經不起雨澇，“地裏上肥地邊流，衝走肥土露石頭”，“三天無雨苗發黃，下點急雨地衝光”。更糟糕的是，一年中，無霜期隻有五個多月，多半時間處在寒冷中。自然環境貧瘠，糧食產量自然不高，畝產量一般隻有三四十公斤，好年景也不過五十公斤左右。祖祖輩輩生活在這七溝八梁一麵坡上的大寨人，已經習慣了順從或忍受大自然所帶來的惡劣環境，除了祈求上蒼風調雨順，他們不曾想到向大自然挑戰。然而，這窮山惡水在社會主義時代，在陳永貴領導的大寨人手裏，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要說陳永貴率眾閘溝造地，得從1951年的天津之行說起。那次陳永貴感觸很深，並由此開始思索山區農村的發展之路，立下了改變山區落後麵貌的雄心壯誌。
那年，陳永貴作為山西省農民代表團成員，赴天津參觀華北物資交流展覽會。這是他第一次走出娘子關，第一次見到了太行山以外的世界。廣袤平坦的華北平原，一望無垠的滾滾麥浪，青翠碧綠的滿園蔬菜，看得他心花怒放。展覽會展台上那一台台大型拖拉機、收割機、五鏵犁，更令他欽羨不已。回來的路上，代表們在車廂裏熱烈地談論著，平原地區的代表興高采烈，山區的代表們卻有點心灰意冷。陳永貴緊鎖眉頭，一袋又一袋地抽著煙，不時望望窗外一眼千裏的遼闊平原，思緒又回到了大寨那被分割成4700塊的800畝土地上。他多次陷入沉思：平原條件優越，無法比擬，山區條件惡劣，但可不可就山區地勢作一些改變？想來想去，他竟想出了山區建設比平原建設的諸多有利條件：平川的土地畝數是死的，而山區地勢寬，拓展潛力大，閘完了溝，修好了梯田，東一塊西一塊，串聯起來，就能展出十幾二十畝地來；掛在山坡上的梯田，一台一台的，哪一塊也通風透光，利於密植，這一點平川萬萬比不上；山裏人吃苦耐勞，有精耕細作的習慣，不論地邊、地牆、地角，都要種上糧食，不浪費一寸土地；山區還能多種果木，多養牛羊……想到這裏，陳永貴眉頭的疙瘩解開了，他興奮地拍拍同來的下思樂村黨支部書記王幫壽的肩頭，說：“老夥計，咱對平川機械化，一不眼紅，二不等待，咱走咱們的路子。糧食產量，咱要跟他平川扳跌（摔跤），要扳過他們。”
天津回來後，陳永貴互助組加強了田間管理，獲得農業生產大豐收，但沒有搞大的土地基本建設。1953年，初級社成立，土地歸集體統一經營，為陳永貴施展抱負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台。
建社一開始，陳永貴就在醞釀大寨的十年造地計劃。大寨當時300來口人，800多畝零零星星掛在七溝八梁一麵坡上的薄地，稍微鬧些災荒就難免挨餓。要將大寨這塊黃土地變成米糧川，唯一的出路就是把這4700多塊薄地並成大塊，將七溝八梁治理成平平整整的田地。具體做法是將“溝”壘起一層層石壩，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塊變大塊，斜坡變平原。
這是一個前人不曾有過的設想。按照這一設想，陳永貴將引領大寨人走上一條非同尋常的創業之路。為了和大家達成共識，陳永貴一次次和社委會幹部談，和黨員談，和社員談。支部會上，他慷慨陳詞：“組織起來，就是要顯示和發揮集體的力量。過去各戶不敢辦、辦不成的事，咱們不僅要辦，還一定要辦好、辦成功。窮山惡水困擾咱們多少年了，為生存，為發展，咱們首先要向荒山進軍，向大自然要糧。”
然而，向大自然宣戰，畢竟是開天辟地第一次，無論是幹部、黨員，還是普通群眾，一開始都心存疑惑，反對者不在少數。吳思在《陳永貴沉浮中南海》一書中詳細地描寫了一次討論會上的爭論：
莊稼人愛地，不反對修地。可是工程大了，聽起來險了玄了，便難免有點二話。
“幹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誤工多，得利少，糧食能賣幾個錢？”
“勞力少，任務大，什麼時候能完成？”
陳永貴感到這個會要砸。村裏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農——都對他的十年造地規劃不感興趣。他聽著越來越多的反對意見，火氣一陣陣地往上躥……
“瞎胡鬧哩！”反對的話越說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鬥，雞不和狗鬥。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龍王爺鬥？”
“對著哩！河溝是誰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溝修成地，水往哪裏走？一水衝了你，還不是白誤工？”
……
“胡來麼！”一位姓賈的搖頭說，“要是能改，老輩子早改了，還輪得著你？”
陳永貴壓不住火了。他最不愛聽這話，他就不信他領導的農業社不如舊社會。陳永貴冷冷地問道：“舊社會能改？你舊社會就能改變了？嗯？”他顯然抓住了理，連珠炮一般地追問那位說漏了嘴的姓賈的社員：“你怎麼改？那山是誰的？地是誰的？你怎麼去改變？現在的山是誰的？地是誰的？坡是誰的？過去是什麼製度？現在我們是什麼製度？”
反對者沉默了。陳永貴訓人喜歡拋出一連串的問句，他又問道：“你不創造條件，那好條件什麼時候來？天上會給你掉下來？它自己會給你跑出個好條件？它能不能自己跑來？你改造它嘛！已經有了改造自然條件的力量了，有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你還沒有力量改造它？什麼龍王爺馬王爺？龍王爺有什麼了不起？鬥一鬥怕什麼呢？”
一場激烈的交鋒過後，大家的思想仍舊不通。這也難怪大家一時轉不過來，大寨的自然條件太差，社員的生產工具又十分簡陋，除了扁擔就是籮筐，憑這，大寨的窮風水能變嗎？
第一次會議失敗後，陳永貴認為要讓大家接受十年造地計劃，思想轉變是關鍵，“首先要思想變，土地才能變，技術才能變。思想不變樣，什麼也不能變。可是，思想不好變，它是活的。變思想要依靠貧下中農起帶頭作用。集體經濟是千裏馬，貧下中農是千裏人，有千裏馬沒有千裏人不行。先把貧下中農的思想提高，再去帶動富裕中農。”在第二次會議召開前，他就去找過去和他一起扛過長工、打過短工的二十多個老貧農、老雇工商量，研究對策。這些老實本分的莊稼人堅決地支持了陳永貴：“就這麼幹吧！又不用貼什麼，貼也是貼上點勞力，還能貼了咱房屋、土地、牲口、農具？”陳永貴滿心歡喜地說：“這就好，隻要你們帶頭幹，把大家帶動起來，就能成功。”
再開會。大家心裏還是充滿疑慮：“山大溝深，滿村不過五十幾個勞力，猴年馬月才能把地修好？”陳永貴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號召大家：“山再大，溝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溝少一溝”，“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們這輩子不行，還有我們的子孫後代。隻要咱全村人擰成一股勁兒，堅持幹下去，總有一天能改變風水，改變命運。”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一次又一次的動員，黨員的思想統一了，幹部的思想統一了，社員的思想也統一了。於是，1953年冬，大寨打響了改造山川麵貌的第一場戰鬥。
第一個改造的目標是白駝溝。白駝溝，長1500米，寬10餘米，總麵積4.5萬平方米，溝掌海拔985米，溝口海拔940米，高差45米，溝兩邊分布有零星梯田5.2畝，是大寨七條溝中最小的一條。
改造行動在冬天開始。太行山的冬天，寒風刺骨，滴水成冰。合作化以前，單靠個人的力量造地、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麵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冬天的大寨人隻能偎在炕上，依靠少運動、多睡覺、少吃飯來減少糧食的消耗。1953年的冬天，這裏卻熱火朝天。
為了確保改造工程成功，陳永貴帶著賈承讓、梁便良、趙大和等到白駝溝，進行實地觀察和勘探，確定打壩的數量，又召集支委、社委開會具體部署，並給大夥下了命令：“這是農業社的第一個造地工程，也是實施十年造地規劃的頭一步，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隻能幹好，不能幹壞！”
安排部署妥當，大寨五十多個勞動力頂著凜冽寒風全部進了溝，就連71歲的賈金元老人也不顧幹部的勸阻，整天和年輕人一起幹活，胡須上結了冰淩，還咧著嘴跟周圍的年輕人說：“我愛修地，可一輩子沒修下地。現在這麼好的機會，就是不掙工分，白幹也樂意！”閘溝壘壩需要大石頭，梁便良等壯勞力負責抬石頭，往往一塊三四百斤的大石頭從河溝挖出，梁便良將鐵繩往石頭上攔腰一箍，穿上抬杠，和另一個社員一撅屁股一使勁，就吭哧吭哧抬到了壩上。陳永貴是壘壩能手，帶著四個強勞力專門負責壘壩，“二三百斤的大石頭，兩人一努勁，壘上去了。石頭把他們兩隻凍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點一點滴在石頭上，陳永貴卻好像沒有那麼回事，連火都不烤一烤。”宋立英帶領婦女們擔土墊地。土塄到處都有，隻是凍得厲害，婦女們一钁頭下去，刨出的卻隻是一道白印，但她們毫不鬆手，不停地揮舞著钁頭，等到滿身熱汗時，堅硬的土被刨下一片。那段時日，他們每天天不亮就出村進溝，星星眨眼才收工，一天在工地十餘個小時，早午飯就吃在地裏。天冷路遠，剛出鍋的熱飯，挑到工地上，上麵便凍了一層冰，幹得滿頭大汗的大寨人戲稱之為“冰碴飯”。梁便良後來回憶說：“冰碴飯不是大寨人實在想吃，因為這也和打仗一樣，形勢逼著我們非吃不可。”陳永貴後來也說到過冰碴飯：“誰不想吃好的？如果把冰碴飯和熱麵條同時端上來，誰也是先端起熱麵條吃。可是，在冰天雪地裏，哪裏來的熱麵條？”
這一年，大寨超額完成了國家糧食統購統銷任務，好多人白天在山上幹高強度的勞動，回了家卻吃不上飽飯。但就是依靠這樣的物資條件，他們一直幹到臘月二十九才休息。剛過完年，正月初三，便又上了工地。就這樣，大寨人用一個半月的時間，共投工1700個，打壩25條，造地9畝，完成了對白駝溝的改造。這是大寨人破天荒地第一次通過自己的力量，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取得的勝利。
初戰告捷。大寨人高興得合不攏嘴。陳永貴更是異常興奮，他對大夥兒說：“白駝溝是依靠農業社集體力量治理的，沒有合作化就不會有這些壩這些地。以後白駝溝改個名字吧，就叫合作溝。”白駝溝，合作溝，這名字起得真好，大寨人由此看到了集體的力量，看到了合作的威力！
治理白駝溝的行動引起了昔陽縣委的高度重視。年底，昔陽縣推舉陳永貴出席了晉中地區勞模大會。陳永貴在會上作了典型發言，他不僅講得實在、客觀，而且口齒伶俐，具有一定的邏輯性。地委書記嶽忠泰在總結講話時說：“大寨的陳永貴很有頭腦，是個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樣，不僅要搞好當年的生產，而且也要搞好農田基本建設。這樣，集體經濟才能發展壯大，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逐步發展出來！”
在治理白駝溝前後，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計劃》逐漸在陳永貴頭腦中成型。這項規劃的目標是：條條荒溝變良田，塊塊坡地變梯田，變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為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澇保收奪豐年。具體做法是：溝裏分段打壩，坡梁地打基築埂，對於土層薄的地塊擔土墊地，對於坡度大的地塊起高墊低。采取的步驟是：先易後難，先小後大，全麵規劃，集中治理。時間安排是：每年秋後集中勞力治溝，春節到春耕前集中勞力平整土地，夏秋兩季抽空打埂，並維護現有土地。
十年造地計劃先拿到支委會，又拿到支部會討論，征得支部大會同意後，又拿到社員大會上宣布。陳永貴以他天生的雄辯口才說服了村民。於是，一場更大規模的造地計劃展開了。
到1955年春，戰天鬥地的大寨人把後底溝閘住了，趙背峪溝閘住了，小背峪溝也被閘住了，昔日的荒溝都變成了能種莊稼的田地了。
事情進行得似乎很順利。然而，陳永貴領導大家在治理狼窩掌時，卻一連失敗，兩次受挫。
狼窩掌，是大寨七條溝中最大的溝，社員們叫它“黑老山溝”。溝長1500米，寬約13米，高低落差約200米，總麵積87912平方米。這條溝山高坡陡，亂石堆積，野草叢生。相傳常有野狼出沒，因此得名狼窩掌。狼窩掌最險惡的時候是每年夏秋時節的雨季。由於溝深坡陡，高低落差大，每逢大雨，四麵八方的雨水彙集到這裏，山洪就像凶猛的野獸一樣猛撲下來，一塊塊巨石在洪水的衝擊下順勢亂滾，肆虐橫行。民間有“狼窩掌三大害，山洪餓狼石頭塊”的說法。在這樣一條異常凶險的溝裏打壩造地，隻有陳永貴想得出，幹得出。
合作化以後這兩年，大寨不僅治理了白駝溝，也對後底溝、趙背峪溝、小背峪溝、念草溝、麻黃溝進行了整治，可是要在狼窩掌裏動土，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時就有不少人心裏犯嘀咕：白駝溝能治、後底溝能治、趙背峪溝能治，難道這狼窩掌也能治？
陳永貴生怕大家不同意，直到1955年冬才提出來，先在支委會上贏得支持，後在群眾會上通過。陳永貴善於左右人們的思想，與其說是征求全體社員的意見，倒不如說是逼得大家跟著他走。當他說“同意的請鼓掌”時，會場上一片掌聲，再說不同意的舉手時，卻沒有人舉手。計劃就這樣通過了，盡管背地裏有不少人反對。
第二天，治理狼窩掌的會戰開始。陳永貴、賈進才、賈來恒等幹部打頭陣，率領全村58個勞力上了狼窩掌。炮聲、錘聲、開山打石的號子聲，以及此起彼伏的吆喝聲，在狼窩掌的上空回蕩，構成了大寨村特有的創業交響曲。寒冬臘月，凜冽的西北風卷起地上的積雪呼嘯著，人們往外伸伸手，都感到如刀割一般疼，而狼窩掌卻是一派沸騰的景象。擂捶打石的、鑿眼放炮的、拴上鐵繩抬石頭的、揮起钁頭掘凍土層的，一個個渾身冒汗，沒有絲毫的寒冷。就這樣，全村58個勞力全部上陣，披星戴月起早貪黑地大幹了一個冬春，築起了38條石壩，填了幾萬方土，造出了20多畝地，狼窩掌終於變成了一層層簸箕形的梯田，從溝口漸次升高，直達溝掌，誰看了都讚不絕口。
春天來了，大家滿心歡喜地在新造的田地裏播下了希望的種子，期盼著秋天的豐收。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到了夏天，一場大雨從天而降，山洪咆哮而來，將38道堤壩衝得無影無蹤，新造的土地被毀殆盡。麵對“一冬辛苦一水漂”的局麵，陳永貴和大寨的共產黨員們、社員們心急如焚，他們冒著大雨衝進狼窩掌，手拉手防洪護堤，腿上長了瘡的趙大和跳進半人深的泥漿裏，用身體去堵缺口……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
社員們心痛，陳永貴痛得更深更切。看著洪水過後的慘景，他的心都碎了。他蹲在一道坍塌的大壩前，不停地抽煙。他沒有文化，不懂力學，有的隻是經驗。經驗告訴他，石塊小，容易被衝走，根基淺，表土一動壩就塌。因此，石頭要大，基礎要深。有了這些措施，他還覺得不踏實，決定在上遊修一個小水庫，使雨水往下衝時有一個緩衝過程。
想好了辦法，陳永貴又去動員大家。當時勸他放棄的人不少，說風涼話的人也不少。陳永貴再次找原來的窮苦人要求支持，又找反對者個別談話，工作總算做通了。
1956年冬天，狼窩掌第二次響起了大戰的號子。這次他們總結了第一次失敗的經驗，將條條石壩的基礎挖到了一米半深，壩身由1層加到了4層，石頭也全用的是一人搬不動的大石頭，還在上遊修了一個1畝地大、2丈多深的緩洪坑。整整三個月，30多道大壩又一次築起，20多畝耕地又一次平展展地出現在人們麵前。工程做完後，人們說：“這下可放心了！”
大家又一次春季播種，夏季鋤草，隻有陳永貴一到天陰就提心吊膽，一下雨就往狼窩掌跑。然而，老天爺並不體恤陳永貴的心情，又一次大張龍口。半夜裏一聲霹靂，一陣閃電雷鳴後，大雨如注，陳永貴一骨碌爬起來，點燃一隻馬燈，提了一把鐵鍬，就跌跌撞撞地跑向了狼窩掌。他從下往上檢查，一道道堤壩查看，見都好好的，不覺有些寬慰。不料快到上麵的水庫時，忽聽一陣沉悶的響聲，如脫韁野馬般的山洪奔瀉而下，摧枯拉朽似的衝開了一道道堤壩，頃刻間所有的田地化為烏有。陳永貴兩眼一黑，軟癱在泥地裏。
本來五社合一的“新勝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受挫就是一大打擊，兩治狼窩掌的失利，使陳永貴雪上加霜，打擊自然不輕。村子裏傳出了各種風涼話：“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要把這麼大的水閘住，水往哪裏流？”“賣豆腐置下河灣地，漿裏來，水裏去。”“跟上你們白白挨了兩個冬天，往後守在家裏閑一冬，不掙工分也不閘這條溝了。”
陳永貴在後來的一次講話中描述當時的形勢：“這一下可不僅是地富反壞反對，他當然反對，貧下中農也動搖了，支部裏也提出問題來了：‘群眾意見都提得對，不要搞，就是非要搞！這不是失敗了兩次啦？還要再搞？’”
陳永貴的心裏很不是滋味。他認定的事，一定要幹下去，決不會半途而廢，而且一定要成功。在他心目中，閘溝造地是展示合作化優越性的舞台，也是捍衛社會主義的陣地。就此偃旗息鼓，既掃了農業社的威信，又給集體臉上抹了黑。可是，再幹必須要大家幹，必須有必勝的把握。怎樣才能通向成功呢？
一連幾天，陳永貴一直在狼窩掌轉悠，蹲在壩上發愣，站在山坡上凝想，坐在地上不停地抽煙。他在反複琢磨失敗的原因，為什麼那麼大的石頭經不起水衝？有一天黃昏，他望著自家的窯頂出神，突然一個念頭閃過：窯頂的上邊是一座土山，壓力那麼大，為什麼這麼多年來窯洞壓不塌？他又聯想到後底溝有一座石拱橋，人來車往幾輩子，它愣是紋絲不動。想來想去，陳永貴的思維集中在了這窯這橋的拱形構造上。一個奇思妙想產生了：變直線壩為拱形壩，拱背朝著上遊，山洪瀉下來的時候就衝在拱背上，這樣定能承受住洪水的衝擊。
有了新的方案，陳永貴的心裏踏實多了。這時，縣領導的鼓勵和賈進才等的支持，無疑又給了陳永貴巨大的力量。
二戰狼窩掌失敗後，縣委書記張懷英專程到了大寨，找陳永貴談心。陳永貴見到書記，一臉的苦笑，傷心地說：“這麼多人，吃著冰碴飯……”張懷英想讓陳永貴輕鬆些：“吃冰碴飯那又有什麼？你們吃還是坐在那裏吃呢，想當初我們打遊擊，肚子餓了也不能不跑，邊跑邊朝嘴裏塞，塞的都是冰碴飯，一頓飯吃了十幾裏地。”隨後，又是安慰又是鼓勵，臨走時說了一句：“革命哪會有一帆風順？失敗了再來嘛！”
麵對又一次的失敗，有些幹部沒了主意，紛紛詢問陳永貴該怎麼辦？陳永貴當然想幹，可苦於沒有萬全之策，不好明說。一天，賈進才遇見陳永貴，問道：“今年還幹不幹？”陳永貴仍沒有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反問道：“你說還幹不幹？”賈進才說：“我說，還幹。咱們豁出去三次五次失敗，總要把它幹成。”
這正好合了陳永貴的心思。於是，陳永貴召集了支部會議和黨員大會，將自己的具體想法全盤托出，讓大家討論，最終達成一致。
1957年冬，陳永貴憑著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再一次領導大寨人開始了造田運動，三戰狼窩掌的勞動號子又一次吹響了！
開工的前一天晚上，大寨黨支部也像前兩次那樣，召開了三戰狼窩掌的誓師動員大會。陳永貴是天才演講家，他站在高桌子前，一邊抽煙一邊進行著精彩的演說：“前兩次塌了壩，換來了咱們的新套套，叫做壩要拱形，地基五尺，下寬上窄像梯形。上兩次石頭是幹砌幹壘的，這次全部用石子填空，灰漿灌縫……咱倒是要看看是洪水厲害，還是咱大寨人厲害！”一陣熱烈的掌聲過後，陳永貴開始分配戰鬥任務，領任務者一個個信心百倍，誌在必得。
這次的任務比前兩次更加艱巨。根據黨支部的安排，這次的治理辦法是：“壩基要深，壩頭要登，石灰灌漿，砌壘三層，打拱形壩，留滴水坑”。全溝要築32條大壩，最高的壩是8米多，灌漿用的石灰就要3萬公斤。打壩用的石頭要從離狼窩掌三裏多遠的金石坡開采，幾萬方土被水衝走，又要重新墊起來。完成這樣巨大的工程，依靠的隻是大寨人的兩隻手和兩個肩膀。開工那天，隻有60多個勞動力的大寨，竟有70多人出工，其中有17對夫妻一起進了溝，7戶社員全家上了陣。人們按照預先的安排各幹其事，早上和中午照樣吃著冰碴飯，狼窩掌又一次沸騰了！
老黨員賈進才在這次改天換地的工程中擔負開鑿石頭的任務。每天啟明星一露頭，他就背著三十多斤重的大鐵錘上了山。寒風刺骨，他的雙手凍得開了裂，開石時榔頭一震，裂口鮮血直流，滴在石頭上，頭上的汗珠也滾到石頭上，而他還是幹得那麼歡。開工第十天，一場大雪下了尺把厚，上山的路被封死了。賈進才仍早早起來，踏雪進山，掃開工地上的雪，打碎冰淩，便丁丁當當幹起來。開山鑿石既是一項苦差事，又是一項技術性工作。金石坡上的石頭有的大得出奇，幾錘下去不見絲毫動靜。這天，賈進才就遇上了攔路虎。有一塊石頭石紋細膩，質地堅硬，是上好的壘壩材料，可無隙無縫，不好開口。老英雄一連砸了98錘，當最後一錘落下時，隻聽“哢嚓”一聲，一道縫才整整齊齊地從大青石上裂開。待其他社員們來到工地時，賈進才已經打好了一堆石頭。送飯的這時也挑著飯送到了工地，揭開砂鍋一看，稀粥早已凍成了冰疙瘩。有人勸他點火烘一烘，可是地上那麼厚的雪，到哪裏去找柴火？賈進才端起鍋來就吃，還嗬嗬一笑：“咱是窮苦人出身，身子骨沒那麼嬌嫩，出上幾身汗，冰碴飯就變成熱的了。”大家聽了，很是感動，有人就說：“老賈，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為你立個碑。”賈進才又笑笑，說：“狼窩掌二十多條大壩，哪條壩不是我的碑，還用再立！”賈進才就是這樣，哪裏有苦活累活，他就出現在哪裏。在這次改田中，他一個人開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頭。
開石不易，運石也難。沒有像樣的路，車馬又不多，所有打壩用的石頭基本靠大家沿著山間小路一塊一塊抬到溝裏。到了雪天，運料就更加困難了。梁便良、賈來恒等四個人，在沒膝深的雪地裏從山上往下抬石頭，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四個人都滾成了雪人，卻天天超額完成運料任務。
賈進才、梁便良、賈來恒等人的實際行動是對陳永貴的莫大支持。
在大家苦幹大幹的時候，陳永貴這個征服大寨山水的頭號決策人更是處處幹在前頭。這次，他仍然負責壘壩，石頭不論大小、方圓，在他手裏都是隨心所欲由他擺布的東西，放到哪裏都合適，而且又快又好。陳永貴一邊幹活還一邊鼓舞士氣：“天冷冷不了熱心，地凍凍不了決心，寒風吹不倒信心，這才是大寨人的骨氣哩！”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有了陳永貴這樣的領頭人，大寨人哪一個也不願後退。
憑著這股熱情，憑著這股誌氣，大寨人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裏幹了27天，比計劃提前3天完成了任務。狼窩掌，這個大自然給大寨人設置的最頑固的一道堡壘，終於被攻克了下來。
狼窩掌通過前後三次治理，總投工6700多個，打石壩42道，造成溝坪地22畝。
到1962年，陳永貴領導大寨人順利完成了土地基本建設十年規劃。十年中，大寨人在農田基建方麵共投工21萬個，占總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幹120天，每個勞動力移動土石方1000多立方米，每人每年擔石頭880多擔，強勞力每年往地裏擔糞、擔莊稼五萬公斤……如此堅持十年不改，不僅治理好了七條溝，在那裏壘起了總長約15公裏的180多條大壩，修下了兩條盤山渠，兩個水庫，3000多個魚鱗坑、蓄水池，把300畝坡地壘成了水平梯田，還新增了80多畝好地。另外，還把200畝梁地大部分圍起了一尺多高的地埂，400畝坡地修起了筆直如牆的石堰，變成了水平梯田，將原來4700多塊土地連成了2900多塊。這些坡梁地都有了土埂或石埂，既蓄水，又保土保肥，為秋水春用、抗旱防澇、穩產高產打下了基礎。在沒有水澆、電力和機耕的條件下，他們的糧食產量，從1952年的118.5公斤，增長到1962年的387公斤，成為解決當時全中國所麵臨的人口增長與耕地緊張矛盾的成功範例。
二、堅持科學試驗
陳永貴是種地能手。解放後有了土地，他成天琢磨著怎樣才能把地種好。埋頭於土地鑽研，他幾乎到了如癡如醉的程度。在他第一次走出山西省界，看到太行山以外的土地，看見外省的莊稼時，便產生過奇想，要在他的這塊多石少土的土地上創造出奇跡來。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書中，這樣寫道：“不用請算卦先生，我就能斷定陳永貴是土命，要不他一輩子與土地打交道那麼全身心投入，‘愛地如命，視土如金’。”“愛地如命，視土如金”這幾乎成為大寨人和後來常年跟隨陳永貴的服務人員對陳永貴的一致評價。
對土地，陳永貴有著一種頂禮膜拜式的虔誠。他常說：“會種地的，地越種越多，不會種地的，地越種越少。”說來也怪，他種什麼長什麼，種什麼就豐收什麼。這種神來之筆除了得益於他對土地的熱愛，還得益於他大搞科學種田。
陳永貴搞科學種田，緣起1953年的兩件事。
這年夏天，縣裏有一位農業技術推廣站的技術員在大寨輔導科學種田。他告訴大寨人：白發病的穀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出的糞便仍帶有病菌，下到地裏會傳染莊稼，如果要喂，得把病株的上半截切下燒掉，喂沒病的下半截。村民聽了不以為然，認為技術員在故弄玄虛，我們祖祖輩輩不都是這樣喂的嗎？也沒有把穀子都變成白發病。陳永貴也有些半信半疑。怎麼辦？試驗。他悄悄地用白發病穀草漚了20擔肥，施到了一塊八分的穀子地裏。出苗、長苗的時候看不出有什麼區別，可一到出穗，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株苗竟有82株染上了病。他新奇地把大家叫到地邊，用事實告訴大家：專家的意見是正確的，種地也得講科學。
也是這一年，縣城腳下的東關農業社試種金皇後玉米獲得高產，縣裏組織人參觀。陳永貴就向人家要了些種子，還刨根問底打聽該怎麼種。春天，他悄悄在離村子最遠的一塊溝地裏試著種了兩畝。東關是平地，大寨是坡地，金皇後又是新品種，他對試種沒有把握，因此沒有聲張。從小苗出土起，他天天繞道去看。開始，別的玉米長得枝葉茂盛，金皇後還是細稈細葉。但陳永貴沒有灰心，沉住氣一直等到秋天，別的玉米早已稈枯葉黃不長穗了，金皇後後勁大，稈粗葉壯還正長呢。試驗結果，每畝金皇後比其他玉米多打15公斤。
打那時起，陳永貴便開始種試驗田，一種就是幾十年。當時有人不理解，問他：“該怎麼鬧就怎麼鬧吧，為什麼還要搞試驗呢？”陳永貴說：“不管什麼新技術，都有它產生和推廣的條件，都不是靈丹妙藥。如果不問青紅皂白，就拿來推廣，萬一大麵積上失敗了，不就打擊了群眾推廣新技術的積極性了嗎？因為，過去一家一戶搞生產，莊稼種好種壞，隻不過是幾畝地、幾口人的問題；如今成了集體，集體種壞了莊稼，就是關係幾百畝、幾百口人、甚至是影響國家的大問題。”關於種試驗田，陳永貴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從1953年開始種試驗田，地一共換過三回。第一回是找背人的地試驗，誰都看不見，原因是怕失敗了丟臉。第二回就不怕丟臉了，可是老固定在一塊地裏搞試驗。後來我想：種莊稼和開工廠不一樣，工廠裏的機器有一定的型號，用多少馬力都有譜譜。種地是五穀雜糧甚也種。這樣搞試驗是不是能適合咱這坡、平、圪梁、窪的情況呢？不能。因為，既然搞試驗，白土、黑土、紅土這些地的土質、氣候、條件都要研究，光固定一塊地，試驗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所有的地都適應。”就這樣，陳永貴開始根據不同的土質、地塊搞試驗，常常同時種好幾塊，試驗種子，試驗肥料，挖地深淺，水分多寡，苗株疏密……通過多年的一係列的試驗，陳永貴在選種育種、入種、套種、密植、耕作、施肥等方麵形成了一整套新技術，掌握了一整套別人難以掌握的種地絕招，總結出了一整套幾乎包羅大寨所有土地的經驗。
他親自試驗選種育種和因地種植。
解放前後，大寨村民主要是依據“母壯兒肥”的傳統觀念選種，即在長勢優良的大田裏，挑選秸稈粗壯、穗大籽飽的作物單獨收藏，作為家用種子。其中，穀子為大宗作物，品種有毛毛穀、魚肚白、八葉葉、武安穀、大白穀、二白穀、冒州黃、代州黃等三十餘種，其次為玉米，主要品種有大黃、二黃等幾十種。合作化後，農作物由個體自由種植變成集體統一按計劃種植，要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必須在選種育種方麵大做文章，淘汰低產品種，精選優良品種。什麼品種產量高？必須靠試驗。通過試驗，評選出兩種優質穀：大寨穀和冒州黃，它們抗旱抗澇又抗風，產量比其他品種高出許多。在玉米種植方麵，淘汰了生長期比較短的品種，擴種了生長期比較長、生產潛力較大的金皇後等良種，培育出了“晉雜一號”等新品種。
大寨地形複雜，有溝裏的、坡上的、朝陽的、背陰的，它們的土質、光照、濕度、溫度等許多條件又各不相同。經過反複試驗，從1958年開始，將過去按片安排作物、“一刀切”的做法，改為逐塊安排。根據不同的地形、地塊，選種不同的品種：溝凹地水分足、地力肥，就種喜歡雨水、需肥多的；陽坡地幹旱、地力薄，就種耐旱的、需肥少的；梁地風大、地力差，就種株矮、抗風的；背陰地冷，就種生長期短的。就是在同一塊地裏種同一樣的莊稼，也很有講究，以播種玉米來說，一塊地就有四個標準：朝陽地方深度是三寸半，背陰地方隻種三寸；高處株距是一尺八，低處隻有一尺五，這樣，就使向陽地背陰地一齊出苗，高處低處長得一個樣。
他長期密植，試驗如何合理密植。
過去，受種籽、地力、肥料等條件的限製，大寨一直有“稀種薄收”的習慣，老輩子的種田經驗是：“玉茭地裏臥下牛，還嫌玉茭稠”，“稀穀飽，稠穀秕”，一畝地玉米植株七八百株，穀子八九千株。陳永貴不信這些老套套。1952年，他就在互助組開始進行密植試驗，將每畝玉米增種到1500株，穀子增種到14000株。當年，穀子每畝增產60公斤，玉米增產116公斤，獲得縣政府授予的豐產獎。1953年，陳永貴開始大麵積推廣密植。1955年春季，根據土地肥力，陳永貴提出穀子留苗密度要達到2萬株，玉米要達到2000株，但遭到大多數社員的懷疑和反對，大田全部按原計劃種植，隻留了少量地塊試驗。秋後，畝均密度1400株的玉米畝產140公斤，畝均2000株的畝產200公斤。群眾認識到密植的好處。1956年，穀子種植密度達到每畝2萬株，玉米每畝2000株，小麥、豆類等作物也相應增加了種植密度。當年，全社糧食獲得增產，平均畝產160公斤，超過上年15公斤。1958年人民公社化後，遵照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中的“合理密植”，對不同品種和不同土地的種植密度進行了比較試驗。經過反複試驗，找到了各種土地不同作物的合理密植數據。其中，“晉雜一號”適宜上等肥土地，每畝密度1800～2200株；“二黃”玉米秸稈硬，抗風力強，宜於一般二坡底，每畝密度2200～3500株；“安東黃”稈矮莖粗，抗風早熟，易在土薄地種植，每畝密度2800～3000株。這樣，有效地利用了地力、肥力及作物品種的自然優勢，使密植成為大幅度增產的一個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