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專程向周總理討教
就在陳永貴領導大寨人不斷找差距，鼓幹勁，激情滿懷地投入到比學趕幫超行動中，以更高更嚴的標準建設大寨田時，“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一向關心國家大事的陳永貴是緊跟形勢的，對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當然也是如此。“文革”開始前後，報上批“三家村”時，他發表題為《搗毀黑店，挖掉黑根》的文章；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時，他發表題為《打倒“權威”的霸權，打掉“權威”的威風》的文章；提倡教育改革時，他又發表題為《我們必須占領教育陣地》的文章。雖說他緊跟“革命”形勢，不斷發言表態，但在1966年8月以前，陳永貴的內心世界還是比較平和的。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先後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以及對黨中央領導機構所作的改組，使“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方針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
《五一六通知》從批判“二月提綱”入手，提出在文化領域各界和黨、政、軍各個領域都混進了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據此發出將要出現資產階級複辟的危險警告，提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通知》和《決定》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錯誤估計，但《通知》和《決定》並沒有排斥和否定大寨這個生產典型和農業學大寨運動，而是在8月12日通過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進行“文化大革命”，要繼續學大寨。比如，公報說：“全會完全同意毛澤東同誌近四年提出的一係列英明決策。”這些決策其中就有“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由於“農業學大寨”屬於毛澤東近四年來提出的決策，農業學大寨運動自然是要一路頌揚的。
公報發表之後，原本就內賓外賓不斷的大寨更成了眾多學習者、參觀者朝拜的聖地，再加上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信，表示對他們造反精神的熱烈支持，使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迅速興起，十幾萬朝聖者包括紅衛兵組織絡繹不絕如潮水般湧入大寨，以致“一時道路擁塞，衣食無著，又趕上寒冬將至，當地政府不得不頻頻向中央告急。”中央軍委不得不采取救急措施，命令部隊連夜趕製大餅，並調動直升飛機向大寨空運大餅、衣服和毯子，以解大寨接待工作的燃眉之急。
這些來大寨參觀學習的人們，除了看虎頭山、狼窩掌和溝溝坎坎外，最大的願望就是看到大寨村幹部，尤其是陳永貴。在他們心中，大寨幹部是革命的象征，陳永貴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文革”初期，陳永貴和大寨幹部每四五天接見參觀者一次。其時，陳永貴等村幹部從地裏勞動回來，吃過中午飯後，大寨接待站的負責人就把參觀者集中起來，讓他們沿路兩旁排成兩列。這時，接待站的同誌就在麥克風前宣布：“現在，大寨幹部和大家見見麵。”於是，陳永貴他們手裏搖著紅寶書從參觀隊伍中間走過，一直走到頭，再走個來回。在他們走的過程中，兩旁群情激奮，人人揮動著紅寶書，隊伍中不斷爆發出“毛主席萬歲！”“向大寨人學習！”“向陳永貴同誌學習！”的歡呼聲。有的紅衛兵還擠上去，一把一把地向陳永貴等人口袋裏裝他們那裏生產的最新式樣的毛澤東像章。
大寨精神曾經感動了無數的中外人士，對於紅衛兵而言，大寨精神也同樣具有感召力和震撼力。這些紅衛兵懷著對大寨精神和對永貴大叔的敬仰之情，從四麵八方長途跋涉來到大寨。對於這些《十六條》讚揚的“勇敢的闖將”、毛澤東肯定“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的青年，陳永貴給予了熱情的歌頌，他說：
我愛紅衛兵。紅衛兵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我愛紅衛兵。紅衛兵有勇有謀，在短短的幾天，用革命的鐵掃帚，把“四舊”掃得落花流水，用革命的“千鈞棒”，把一切剝削階級的“威風”打倒在地。紅衛兵幹得好！我們雙手讚成。
……
我愛紅衛兵。我們貧下中農以有這樣一代敢想、敢說、敢闖、敢革命的紅色接班人驕傲。我們堅決支持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我們希望紅衛兵小將們在鬥爭中迅速成長起來，成為智勇雙全的闖將。
《農民日報》記者吳思在描述“文革”初期紅衛兵在大寨的情形時說：
神明般的永貴大叔先後接見了20多萬紅衛兵小將，許多紅衛兵見了陳永貴之後，都說自己有一種“渾身是勁”的感覺。這些敢做敢為的紅衛兵小將敢砸井岡山的展覽館，敢揪鬥井岡山管理局的老紅軍，但是在陳永貴麵前他們畢恭畢敬。曾有一夥天不怕地不怕的紅衛兵想衝大寨展覽館，把展覽改得更合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陳永貴哼了一聲，立刻有大寨的農民手持钁頭嚴陣以待，展覽館的大門也用磚頭封起：想動展覽？門也不讓你摸！誰敢動一下試試！
紅衛兵之所以在大寨不敢造次，一方麵自然是由於大寨是毛澤東親自樹立起來的榜樣，另一方麵在中共晉中地委召開的毛澤東著作學用報告會上，陳永貴又被樹立為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標兵，自然會受到紅衛兵的讚頌。
這次會上，陳永貴第一個介紹了大寨十幾年來按照毛澤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教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改天換地的光輝事跡，並再一次讚揚了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紅衛兵也激動地說：“陳永貴等同誌最愛紅衛兵，我們一定要向陳永貴等同誌那樣，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十六條，堅持文鬥，不要武鬥，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徹底！”會議期間，陳永貴還特地到榆次一中、二中等學校，同師生座談，給紅衛兵鼓了勁，更樹立了自己在紅衛兵心中的威信。榆次一中紅衛兵代表在座談會上說：“我們一定要向陳永貴等同誌學習，學習他們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學習他們對黨、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學習他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階級感情。”
盡管陳永貴在大寨不時地接見紅衛兵，在紅衛兵的歡呼聲中招手、微笑，盡管紅衛兵在這位永貴大叔麵前還有幾分敬畏，然而，運動開始後陳永貴的內心也充滿了矛盾。《十六條》講得很明白，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後來又提整大大小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陳永貴是大寨的當權派，那些曾經著力栽培他和大寨的上級領導也是當權派，這些當權派都是走資派嗎？紅衛兵大串聯造成了全國局麵的混亂，而學大寨需要有強有力的領導和嚴格的生產秩序，這兩者能統一起來嗎？這些疑問，陳永貴一時無法解決。因此，“文革”發動之初，陳永貴一度曾想采取觀望態度。
但形勢的發展卻由不得他觀望。由於他是全國勞模，輿論界的人不斷找他，要他對“文化大革命”表態，報紙、電台要以他的名義發表文章。縣城、省城剛剛成立的兩派組織也都認為他是需要依靠和爭取的力量，還不斷有北京、天津、太原的學生來大寨串聯，鼓動、說服陳永貴入夥。對這些，陳永貴都是淡淡一笑，不明確表態。也正是這個時候，有人對陳永貴的家庭出身和曆史提出了疑問，說他出身於河北省的一大地主家，又有人翻出了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當“偽代表”的事。還有的紅衛兵向大寨黨支部叫板，弄塊大石頭讓郭鳳蓮扛，揚言要試試她到底是“鐵姑娘”還是“泥姑娘”。在“懷疑一切”的混亂局麵下，對於這些衝著他本人和大寨的“革命”行動，陳永貴有些不知所措。
不久，一批批他所熟悉的省、地、縣領導都被揪了出來，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先是“十月事件”中挨整並被調離昔陽的幹部，成了各地重點批鬥的對象。張懷英在文水縣被遊街示眾，他的四歲女兒也被拉去陪鬥，“革命群眾”當著他女兒的麵打斷了他三根肋骨。接著，王貴科在定襄被揪鬥後又強行押送回昔陽批鬥，王金籽在原平被關進了監獄，留在昔陽的李韓鎖、趙滿倉等人掛著“反黨黑幫分子”的牌子輪番批鬥、隔離審查。不久，又傳來太原紅衛兵揪鬥省長衛恒，北京、西安紅衛兵批鬥昔陽縣縣委書記原耀先的消息。
這些事情的發生，使陳永貴感到有些納悶，他不理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局麵，不理解為什麼他所尊敬的領導、他的朋友突然之間變成了反黨分子。他擔心再這樣下去，春耕將至，工作無人抓，生產必定要受嚴重影響。他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繼續介入這場運動，不知道對這場運動該表怎樣的態。這時，又有天津紅衛兵到大寨串聯鬧事，要奪陳永貴的權，從不住醫院的他在茫然之中躲進了醫院，想避避風頭。
就在他處於兩難選擇時，《人民日報》一個記者去看他，賈進才也去看他。幾個人聚到一起，說起了“文革”形勢。賈進才說：“他們都是我們的領導，也是你的朋友，張懷英都快被整死了，你再不管，還不給人弄死了？”那位記者也說避風不是辦法，你是響當當的勞模，主席見不到，你可以找總理呀！
他們的話提醒了陳永貴。周總理是那麼關心大寨、愛護陳永貴，在關鍵時刻，陳永貴決定向周總理求教了。於是，他帶了十幾個大蘋果，上了北京。
此時的北京，到處是大標語、大字報，傳單滿天飛，宣傳車滿街跑，到處是狂熱的學生，到處是要見毛澤東主席的紅衛兵。
陳永貴進京，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格外關注，並很快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周總理穿著軍裝，臂上戴著紅袖章，熱情地和陳永貴握手，詢問大寨的近況，陳永貴先後向周總理談了三個問題。
一是說大寨亂得不行，到大寨參觀的人太多，紅衛兵一撥接一撥，每天少則四五千，多則上萬人，大寨地方小，壓力太大，接待不過來，有人為了帶紀念品，把大寨地裏的玉米穗也掰走了。亂成這樣，明年的春耕生產怎麼搞？周恩來總理說，這件事你想點辦法，我也想點辦法，上下努力，把人數控製一下。二是革命要搞，生產也要抓，化肥確實能增產，能不能批準在昔陽辦個化肥廠。周總理表示支持。當時正好給延安安排了一套設備，因為那裏武鬥不能實施，這套設備就答應給了陳永貴。第三件事他才提到“文革”，向周總理講了“十月事件”受害者的處境，說省裏的、地區的、基層的好多領導都在挨鬥，又說紅衛兵逼著他“造反”，不造反就要奪他的權，還要試試“鐵姑娘”到底硬不硬，抬起大石頭往她們肩膀上放，弄得生產無法搞。他問周總理“文革”是怎麼回事。周總理很用心地聽完了陳永貴的彙報，極含蓄地回答道：“你說的這些事不是我能解決的，也不是哪一級黨委能解決的”，說著，給了陳永貴幾個紅袖章，說“他們組織紅衛兵，你也組織；他們破壞生產秩序，你組織紅衛兵維護生產秩序”。周總理還勸他要理解這場群眾運動，積極參與群眾運動。
見過周總理後，陳永貴的心情舒暢了許多。周總理的話也使他豁然開朗。他理解，周總理是要他參加運動，並領導當地的運動，所以，周總理接見後，他決定積極參加到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來。
二、投身“文化大革命”
陳永貴離開北京沒幾天，《紅旗》雜誌發表《勞動模範要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列》一文，文章說：
工人農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工業戰線、農業戰線和財貿戰線等各方麵的模範人物，應當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列。
毛主席說過：模範人物有三種長處，起了三個作用，這就是帶頭作用，骨幹作用，橋梁作用。
……
模範人物是群眾的代表，先進的旗幟，在群眾中有威信，有影響。他們起來造反，受到廣大革命群眾的熱烈歡迎，對群眾的革命鬥爭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動。
……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使我們國家永遠保持鮮紅的顏色，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最大榮譽。無產階級的模範人物，應該以革命利益為重，全心全意為革命，絕不計較個人得失。
……
有的勞動模範，由於怕犯錯誤，怕丟掉榮譽，因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麵前表現猶豫、觀望，缺乏革命造反的決心和勇氣。其實，不敢革命、不敢造反，這本身就是錯誤。無產階級的模範人物，絕對不能犯這樣的錯誤，應當毅然決然地投身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熔爐中去，經受鍛煉。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每個人都是一場大考試。勞動模範要在這場大革命中經受考驗，使自己得到提高。毛主席號召我們“抓革命，促生產”。勞動模範要挑起革命和生產這兩副擔子，既要做生產戰線上的尖兵，更要做文化大革命的闖將。隻有這樣，才不愧為毛澤東時代的勞動模範。
該文很快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在陳永貴看來，此文好像是專門寫給他似的，要求他這個全國著名勞動模範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列。
進入1967年，全國各地紛紛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狂潮，全國陷入空前的內亂之中。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這是中共中央兩家主要報刊首次聯合發表社論，格外引人注目。社論以充滿濃重火藥味的詞句宣布：
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進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評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
這篇號召“展開總攻擊”的元旦社論，在《五一六通知》提出要清理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十六條》明確強調“要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後，無異是在發布全麵奪權的動員令。各省開始刮起了奪權風暴。上海造反派組織首先行動，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上海“一月革命”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1月8日，毛澤東在一個會上對上海的奪權活動予以高度評價。他說：“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
上海奪權後，山西省迅速行動起來。早在1966年12月9日康生就電召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到京談話。1967年1月4日劉格平又奉江青之命到京，“文革”幹將關鋒與他進行了秘密談話，傳達了江青的意見，要他回山西聯合“革命群眾組織”，爭取領導幹部站出來，把山西革命和生產的大權掌握起來。1月6日，劉格平返回太原，在山西省軍區第二政委張日清的配合下，召集秘密會議，討論了奪權的步驟，擬定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名單，劉格平任組長，張日清任顧問，形成了奪權的總指揮機構。1月10日，劉格平等五人貼出了題為《請看！以衛恒、王謙、王大任為首的鑽進黨內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報，公開打出奪權的信號。
1月12日晚，以十三冶金公司電焊工楊承效為首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等省城23個造反組織的頭頭齊聚劉格平家，召開“山西省左派組織聯席會議”，決定成立全省造反派統一組織，實施奪權。根據劉格平的提議，這一組織定名為“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楊承效任總指揮。會後，在劉格平的直接指揮下，楊承效等造反派幾百人衝進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的辦公大樓，“向衛恒、王謙、王大任等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進行奪權鬥爭，占領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後又占領了省市公安機關”，製造了“一·一二”奪權事件。
“一·一二”奪權的第三天，“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布第一號通告：“原山西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自即日起由本指揮部接管。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我們於元月十二日夜奪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黨政機關的權和抄了一些壞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槍支、彈藥和黑材料，徹底搗毀了反黨分子的巢穴。這個反造得好！好得很！”1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第一號通告，並發表社論《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充分肯定了這次奪權。《社論》說：“山西省委內革命的領導幹部，為全國革命的領導幹部做出了良好的榜樣。山西省軍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為全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樹立了鮮紅的旗幟。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陳永貴早在返晉的列車上就聽說了奪權的風聲。李順達也從不同渠道得到了消息。這兩位分別受過毛澤東宴請、得到毛澤東批示表揚的全國著名勞動模範在山西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的態度如何，對造反派意義重大。盡管《人民日報》社論已經號召勞動模範要站出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行動，但是，奪省委的權畢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陳永貴沒有輕舉妄動。不久，另一勞模解悅的一個電話，促成了陳、李兩位勞模的一致行動：共赴太原聲援奪權行動！
1967年元月中旬，陳永貴和李順達抵達太原，與另外一些勞動模範一起在《山西日報》上發了一個聯合聲明，表示堅決支持省城的革命行動。
1月25日，就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肯定山西奪權的同時，山西省會太原的五一廣場上人山人海，十多萬造反大軍在此舉行聲勢浩大的“山西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陳永貴胳膊上戴著周恩來總理親手送給他的紅衛兵袖章，和李順達、解悅等著名勞模出現在主席台上。這次會上，解悅以她的名義並代表陳永貴和李順達發言。她興奮地說，山西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經過艱苦奮鬥，終於聯合起來了……我們熱烈歡呼這場具有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的奪權革命的大風暴，使山西省“文化大革命”進入到了一個大飛躍的嶄新階段。
陳永貴和李順達等人在太原活動了十多天。在他們倡導下，1月31日，成立了一個以農工為主要成分的群眾組織——“山西革命造反派聯絡總站”，陳永貴任政委，李順達任副政委。一時間，各路造反大軍紛紛歸附，幾天內前來投奔的人數竟多達三四十萬。2月3日，該組織宣布加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山西日報》馬上推波助瀾，在2月6日的頭版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刊登了重要消息：《陳永貴同誌‘殺’出來了》。文章的副標題是“在著名勞動模範陳永貴、李順達、解悅等同誌倡導下，山西革命造反聯絡總站成立並加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這標誌著我省工人農民大聯合進入一個新階段。”編者按還說：“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勞動模範有帶頭作用，骨幹作用，橋梁作用。勞動模範站在無產階級大革命的前列，帶頭鬧革命，這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這個頭一帶，浩浩蕩蕩的革命造反大軍就會更加迅速地形成……陳永貴、李順達等農業勞動模範的帶頭鬧革命，對農民革命運動的興起有著極大的意義。看吧，在很短時間內，將有千百萬農民參加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來，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參加到奪權鬥爭中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將被他們揪出來，‘抓革命，促生產’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為勞動模範‘殺’出來歡呼！我們為工人農民‘大聯合’歡呼！”
陳永貴既然“殺”出來了，就得“殺”得有模有樣，就得隨大流，跟形勢，就得說時下流行的話。1967年2月4日，山西革命造反派聯絡總站在五一廣場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聲討原山西省委以衛恒、王謙、王大任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鬥爭大會。會上，陳永貴首先發言，他說，大寨解放22年來的每一個勝利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正因為我們大寨這杆紅旗是毛主席一手樹立起來的，所以，原山西省委內部以陶魯笳、衛恒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大寨恨之入骨，想盡辦法要砍倒這麵紅旗，以達到他們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目的。
陳永貴說歸說，其實他內心最清楚，大寨紅旗正是他所說的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步步樹立起來的。沒有他們的推動，大寨豈能走向全國？陳永貴這樣說，這樣做，無非是要借“文革”大勢，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表明自己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一邊。
陳永貴終究是農民，終究擺脫不了土地。在春耕時節將要來臨之際，他和李順達心裏都放不下那一攤農活，於是，在省城活動一段時間後，各自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生產大隊，“抓革命，促生產”去了。其麾下的各路人馬，由於群龍無首，也於3月13日宣布解散，陳永貴說“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
陳永貴返回大寨不久，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名單，上報中共中央。
三、總攬昔陽大權
就在山西省奪權十天之後，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這篇社論把奪權說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其偉大的壯舉，是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事”，號召群眾聯合起來奪權。
這一天，昔陽中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造反組織向中共昔陽縣委和縣人委奪權。一周後，接任張潤槐不過一年多的縣委書記原耀先被迫害致死。這些造反的革命小將，缺乏行政管理經驗，自知憑借他們自身的能力掌不了權，更解決不了行政和生產方麵的各種實際問題。因此，他們得知陳永貴返回昔陽後，都想請陳永貴作他們的總指揮。
就在這時候，兩年前因“十月事件”調離昔陽的一大批幹部繼張懷英被陳永貴從文水救出之後，也在陳永貴的幫助和安排下紛紛返回了昔陽，並不約而同地彙集到大寨。1月29日，“捍衛毛澤東思想決死隊”在大寨宣告成立，前縣長王貴科任隊長，前縣委常委李韓鎖、趙滿倉任副隊長。大寨實際上成了全縣的政治決策中心。
1967年2月9日，正值丁未年春節，“捍衛毛澤東思想決死隊”牽頭在縣城南寺坪召開批鬥所謂的走資派大會，晉中地區及縣委、縣人委部分領導人王錦繡、張潤槐等被揪鬥。2月11日，批判會結束時鄭重宣布：由陳永貴親自參加，實行全縣群眾造反組織大聯合，正式接管昔陽縣委、人委大權。是日晚，召開了“昔陽縣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成立大會，陳永貴被推舉為總指揮。
陳永貴奪權後，“昔陽縣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布第一號通告，宣布：“從即日起，昔陽縣委、人委等單位的黨、政、財、文大權全部歸昔陽縣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停止原縣委、人委的一切權力。”同時，發出《給毛主席的致敬電》，電文說：“今天，我們以萬分激動的心情向您老人家報告：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大奪權的關鍵時刻，全國勞動模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陳永貴同誌，衝破重重阻力，聯合了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革命造反派和張懷英等革命領導幹部，在解放軍的支持下，把掌握在昔陽縣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手裏的黨、政、財、文大權統統奪回來了！”
陳永貴奪權的消息很快得到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賀電讚揚，《山西日報》也刊登了《向陳永貴同誌學習，敢於革命，帶頭造反》的社論。社論說：“用毛澤東思想哺育起來的陳永貴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革命我們抓，生產我們幹’的無產階級革命硬骨頭精神，堅決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衝破重重困難，推倒種種壓力，不怕造謠中傷，不怕威脅迫害，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堅決鬥爭，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終於贏得了大聯合、大奪權的勝利。”“陳永貴同誌，是敢於革命、敢於造反的闖將！”“陳永貴同誌，是堅定的革命左派！”“陳永貴同誌，為全省勞動模範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陳永貴同誌，不愧為毛澤東思想哺育起來的勞動模範！”
這一消息還通過媒體迅速傳向全國。1967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永貴題為《永遠當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文章。3月5日，《人民日報》以大字標題發表《陳永貴響應毛主席號召站在鬥爭前列，為全省全國勞動模範樹立了光輝榜樣》一文，該文報道了陳永貴在昔陽奪權的消息，盛讚陳永貴“同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一起把昔陽縣的大權全部奪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不愧為貧下中農的好幹部。”
這樣，陳永貴通過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迅速改變著自己的身份：1967年2月11日出任昔陽縣造反總指揮部總指揮，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組成員，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副總指揮，3月19日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4月8日出任昔陽縣革命委員會主任。
四、穩定昔陽政局
陳永貴出任昔陽縣革委會主任之初，昔陽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處於一片造反狂熱和秩序混亂之中，紅衛兵還在到處串聯點火，基層奪權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如何穩定昔陽的局麵成為當務之急。陳永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在全縣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宣傳“抓革命、促生產”。
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提法，最初出自劉少奇、鄧小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麵對混亂局勢之蔓延態勢，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感到有必要對這場運動的範圍有一個明確的限製，使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1966年6月30日，他們向在外地的毛澤東呈報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的單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時，也要組織一個班子，專門抓生產建設工作。”這是以中央文件名義首次使用“抓革命、促生產”用語。
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采納了這一方針，全文十六條，在第十四條中專門談了“抓革命、促生產”問題，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決定》是毛澤東親自製定的，所以“抓革命、促生產”也被看作是毛澤東的偉大號召。
但是，不到一個月時間，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革命”壓倒一切，生產被忽略，正常的工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的幹擾和破壞，整個經濟秩序陷入一片混亂。9月7日，根據周恩來的意圖，《人民日報》發表由陶鑄主持起草的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一麵重申《十六條》的規定，要求“以文化大革命為綱，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一麵具體要求廣大工人、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其他勞動者“應當以主人翁的姿態，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使工農業生產出現更新的麵貌，更新的繁榮。”社論號召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應適當分工，搞兩個班子，一個班子抓革命，一個班子抓生產。14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主持製定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應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生產指揮機構，保證本單位革命和生產的正常進行；外出串聯人員應當迅速返回原單位參加革命和生產；紅衛兵、學生不要幹預企業、農村社隊的原有部署；還未開展“文化大革命”而生產任務又重的單位可推遲進行“文化大革命”；秋收階段農村的運動也可以暫停；無論企業或農村，都不能采取群眾直接罷免上級任命的幹部的辦法。11月9日晚，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修改《人民日報》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並於次日見報。這個社論，再次明確強調：“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不論在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裏麵，在一切科學研究機構和上級部門裏麵，在農村裏麵，都是完全適用的，沒有例外的，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的。”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規定》指出：“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生產的發展。”要求“堅持八小時工作製，遵守勞動紀律，完成生產定額”；“保證產品的質量，力求高質量”，並提出了由群眾選舉產生的領導班子負生產責任。
但是，要求歸要求，規定是規定，隨著“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發展，尤其是在“一月風暴”之後，整個社會愈發處於極度動蕩和混亂之中。上述要求和規定在現實生產活動中根本無法貫徹落實，革命喊得震天價響，生產幾乎陷於停頓。
陳永貴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堅決擁護的，但作為勞動模範，陳永貴非常清楚，自己所以受到各級政府和黨委的認可，大寨所以成為全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麵紅旗，首先是建立在艱苦奮鬥改變山區落後麵貌的基礎之上，建立在努力發展生產的基礎之上的。這位視地如命的莊稼漢，在積極響應毛澤東號召，參與“文革”的同時，又反複強調要猛促生產，做到生產、革命兩不誤。他認為，“抓革命、促生產”是穩定民心的根本舉措。早在1967年2月6日，山西奪權風暴席卷全省之際，陳永貴就給全省貧下中農社員寫了一封信，題目為《文化革命當闖將，春耕生產打先鋒》。在信中，他說：
在農村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貧下中農要進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從而把農業生產搞得更好，把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建設搞得更出色。能不能搞好農業生產，也是我們是不是認真貫徹毛主席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的一個重要表現。隻抓革命，不問生產，或隻抓生產，不搞革命都是錯誤的，都是不符合毛主席對我們的要求的。我們貧下中農最聽毛主席的話，執行毛主席指示最堅決，我們一定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時，把生產搞好，爭取今年農業生產來一個大豐收，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現在，春耕大忙開始了。生產搞得好壞，關係到一年的收成，關係到我們國家的建設，關係到城鄉人民的生活，關係到對兄弟國家人民的支援。我們要馬上行動起來，立即動手，積肥，曬種，修理農具，整理土地，為春耕春播創造一切有利條件。加強麥田管理。我們頂天立地的貧下中農，在革命當中是闖將，在生產當中要當突擊手。革命，我們幹！生產，我們抓！我們要掀起一個春耕生產的高潮，把毛主席的偉大號召變成我們的實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