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北方農業會議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舉國動蕩給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和破壞，使糧食生產很難適應社會需求。加之，1969年中蘇關係緊張，全國掀起規模空前的戰備高潮，備戰備荒提上議事日程，更覺糧食生產之緊迫。為了扭轉1967年至1969年農業生產連續三年下降和停滯的被動局麵，為了解決南糧北調的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加強了對農業生產的領導，並於1970年秋召開了北方地區農業會議。
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籌備工作從6月初開始。6月2日，李先念主持召開了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討論關於召開京、津、晉、冀、魯、內蒙古、豫、魯、遼、陝、甘等北方十省、市、區農業會議，促進糧食生產上“綱要”的問題，以徹底改變“南糧北調”的局麵。說是十省，但在會議籌備過程中，考慮到青海、寧夏、江蘇、安徽四省區的情況和要求，又同意這四省參加會議。這樣，原本計劃的十省農業會議變成了十四省農業會議。
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召開之前，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等人到昔陽縣考察。
下午3點，陳永貴陪著紀登奎和省級領導在大寨轉了一圈，隨後又上了虎頭山。時值盛夏，茁壯的玉米被驕陽曬得葉子微微有點打卷，穀子已經抽了穗，密密實實地擠得風雨不透。看莊稼的長勢，1970年又是一個豐收年，很可能繼三年三大步之後，再創一個曆史紀錄。晚上，昔陽主持日常工作的縣革委會副主任李韓鎖等人，在大寨接待站的飯廳裏向紀登奎彙報昔陽的整黨和農田基本建設等情況，陳永貴也在場。李韓鎖說到基層領導班子的情況時，說有的班子裏混進了階級敵人，有的幹部被階級敵人拉下水變成了蛻化變質分子，有的是熱心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的是老好人，他們不抓階級鬥爭，那裏就開展不了學大寨運動。昔陽通過整黨解決了領導班子中的這些人的問題，全縣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改天換地的鬥爭。紀登奎聽著李韓鎖的彙報，談起他在河南、河北做過調查，那裏有些基層幹部，思想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開口分田地，閉口打土豪，白天幹，黑夜跑，沒有功勞有苦勞。由此，他把一些大隊過去所謂“不學大寨，反大寨”的幾種典型，概括為“五種人”，並認為昔陽縣學大寨的根本經驗就是解決“五種人”掌權的問題。所謂“五種人”，指混進領導班子中的壞人、被階級敵人拉下水的蛻化變質分子、“走資派”、“民主派”和“老好人”。
第二天，紀登奎等在陳永貴的陪同下，考察了昔陽的水利工程以及城關、安坪、界都、洪水、皋落等公社和武家坪、厚莊、南堖、石坪、西固壁等生產大隊。其時，昔陽縣學大寨方興未艾，政治空氣甚為濃厚，以興辦農田水利工程為主要標誌的生產建設高潮迭起，到處都可見閘溝、改河、修水庫的場麵。紀登奎對昔陽全縣老百姓的苦幹精神印象深刻，據隨行記者馮東書回憶，“他站在農田基本建設工程麵前，總愛把我叫過去，強調人的作用，強調人的覺悟提高以後的能量。”
大寨之行給紀登奎留下了深刻印象。紀登奎提出要建設大寨縣；昔陽就是大寨縣的樣板。他強調建設大寨縣，要解決一個學大寨“學根本”的問題；學根本就是要像大寨那樣用毛澤東思想培養一代一心為公、一心為革命的新型農民。
紀登奎離開昔陽半月之後，國務院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於8月25日在昔陽召開，水利部部長錢正英親臨主持。8月31日，會議移至北京，紀登奎出席講話。參加會議的代表遠遠超出了預定的14省，共有29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以及解放軍各生產建設兵團和中央各部委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代表共1259人，其中北方14省的代表940人，有省、市、縣的代表，也有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代表，甚至還有支農各行業的代表。這次會議實際上成為一次全國性的農業工作會議。
陳永貴在會上作了報告，他運用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觀點，以“路線鬥爭”為主線，係統介紹了大寨和昔陽學大寨的經驗。他說，學大寨“是一場深刻的大革命”，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農民”。在學大寨運動中，要“始終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的地位”。要實行“大批促大幹”的有效方法，推動整個運動的發展。同時，他還根據紀登奎前期視察時的講話精神，彙報了昔陽解決“五種人”掌權問題的具體做法，點名批評了著名勞動模範張老太、鳳居公社黃岩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存科、大寨公社武家坪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元會、界都公社西固壁大隊隊長李玉明、趙壁公社南思賢大隊黨支部書記趙順成等人的所謂變質問題。
張老太是昔陽縣刀把口大隊的老支書。刀把口是老解放區，在抗戰時期，張老太就以發展畜牧業成就驚人被譽為太行老勞模。建國後他與白羊峪的王殿俊、大寨的陳永貴並稱“昔陽三枝花”，曾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在全國影響很大。多年來，他所領導的刀把口大隊是昔陽縣農、林、牧全麵發展的一個先進典型。他靠牧業起家，學大寨時期，仍堅持以牧為主，養羊養牛養驢養馬，養這些牲畜自然得買進賣出，被別人看成是販賣牲口，說他搞投機倒把。
北方農業會議上，陳永貴批評張老太“入黨早，資格老，白天幹，黑天跑，開口想當年，閉口打土豪，沒有功勞有苦勞”。說他至今還記得太行區勞模會上張老太的話：“組織互助，發家致富”，沒有什麼社會主義理想。“讓這種人掌權，根本學不起大寨來，必須進行更換。”1971年底，昔陽縣委向全縣發出《關於張老太、張成山犯走資派錯誤的通報》，說“張老太明目張膽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已經由一個‘太行勞模’變成了一個犯嚴重走資派錯誤的人。”通報還宣布撤銷張老太黨內外一切職務。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80年4月中共昔陽縣委才為張老太平反昭雪。
陳永貴批“五種人”，經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宣傳，開啟了全國整“五種人”的先河。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在《大寨大隊到昔陽縣——昔陽縣學大寨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昔陽縣最根本的一條經驗就是緊緊抓住階級鬥爭的要點，解決社、隊的領導權和社、隊領導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問題”，並具體列舉了“五種人”的表現。從此，各地農村都把“五種人”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在不同範圍內開展了對“五種人”的批判，程度不同地幹擾了農業生產。
北方農業會議第一階段主要在大寨大隊和昔陽縣參觀。期間，代表們聽了陳永貴的報告，聽了昔陽糧食產量三年翻一番的驚人成績，看了許多令人難忘的苦幹工程，大受感動。
會議的第二階段（9月1日至9月13日）主要是“開展革命大批判，進行路線分析，總結和交流各地學大寨的經驗”，解決學大寨學什麼和怎麼展開學大寨的問題。代表們的發言照例大多是當時一些批判“三自一包”等“資本主義傾向”的套話。會議這樣安排，完全是為了迎合當時盛行的“革命大批判開道”的工作方法。
9月14日，會議進入第三階段，著重分組討論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措施和各項農村經濟政策。討論中，代表們紛紛要求堅持《農業六十條》、落實黨的農村政策，認為《農業六十條》對鞏固集體經濟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基本政策仍然適用，必須繼續貫徹執行。人民公社現有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是同當前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基本上相適應的，應穩定不變；要改大隊核算，需經省革命委員會批準；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自留樹、自留畜；應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既要反對“工分掛帥”，也要反對平均主義做法；要認真貫徹執行“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方針，給生產隊一些自主權。顯然，代表們的意見是對當時泛化的大寨式樣，即各地推行的偏離正確方向的所謂大寨經驗的否定。堅持《農業六十條》，落實黨的農村基本政策的意見構成了對前兩個階段會議內容主題的改變，成為會議的主要導向。
此次會議兩易其地，三分階段的特點，典型地反映出當時形勢的特征：一方麵，與“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相比，極左思潮雖然失去了狂熱的勢頭，但仍然十分廣泛、嚴重地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另一方麵，由於恢複社會正常秩序的迫切需要，糾正“左”的錯誤、落實政策的呼聲也逐漸高漲起來。
兩方麵的特征反映出兩種導向，不僅反映在會議上，以9月14日會議轉入第三階段為標誌，會議實際上分為導向不同的兩個階段，也清晰地表現在《人民日報》9月23日發表的社論《農業學大寨》和10月5日國務院通過的《關於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報告》之中。
《人民日報》發表的《農業學大寨》社論一方麵充斥著“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搞好鬥、批、改”之類的時尚語以及對大寨的讚美語，稱“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說“昔陽的經驗之所以可貴，就在於它提供了在一個縣的範圍，全麵學大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以比較快的速度跨《綱要》的範例”，提出要“把大寨經驗由點到麵迅速推開”，“讓大寨之花開遍我們偉大祖國的大地”。社論並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要求各地回答：“昔陽成為大寨式的縣，向各縣的領導同誌提出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昔陽能辦到，你們難道不行嗎？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
另一方麵，社論在回答“學大寨學什麼”這個“當前深入開展學大寨群眾運動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時，重申了周恩來1964年在三屆人大會議上對大寨經驗的概括，“學大寨，就是要學習大寨大隊一貫堅持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指出：“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經驗中第一位的東西。學大寨首先要學這一條。至於大寨在經營管理、生產技術方麵的一些具體辦法，那是第二位的東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實際情況辦事。學大寨，不學第一位的東西，隻學第二位的東西，不學根本，隻學表麵，肯定是學不好的。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別人的某些做法，還有可能‘學歪了’。隻有正確地解決學什麼的問題，才能排除右的和“左”的幹擾，落實毛主席製定的一係列農村經濟政策，保證學大寨的群眾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國務院通過的《關於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報告》一方麵指出“大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麵紅旗，農業學大寨，這是農業戰線上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大問題”。另一方麵，在論及黨的農村政策時，又旗幟鮮明地肯定了《農業六十條》中關於人民公社現階段的基本政策：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自留地製度，一般不要動；要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允許生產隊因地製宜安排種植；要製止隨意調用生產隊的勞力和物資等。
對於學大寨運動中出現的極左做法，這個報告指出：“前些時候，有少數地方不顧條件，違反多數群眾的意願，刮過一點任意改變基本核算單位、收自留地的風。麵不算大，但波動不小，反映了某些領導幹部有點形‘左’實右的思想苗頭，很有必要提醒各級領導同誌充分注意。”要求“一定要加強黨的政策觀念，克服某些地方存在著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傾向。”這個報告進一步批評說：“目前，有一些領導幹部，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對待革命和生產、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有些人“不是用革命帶動生產，用一好帶動三好，而是用革命代替生產，用一好代替三好”。
盡管北方農業會議上陳永貴竭盡全力宣傳大寨和昔陽學大寨經驗，昔陽被樹為全國第一個大寨縣，要求各地“用三到五年時間把大寨經驗迅速推開，像昔陽縣那樣建成大寨式縣”，會議還提出要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但側重點是十分明確的，就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重申《農業六十條》的基本政策原則，扭轉再次出現的“過渡風”和“共產風”，恢複農業生產。因此，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後，農村工作實際上出現了兩種趨向：一方麵，大寨被進一步明確為方向和路線鬥爭的典型，《人民日報》1971年1月17日發表文章明確指出：“把大寨看作生產典型，還是看作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典型，是兩條路線鬥爭在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的反映”，學大寨運動向更“左”的方向發展，學不學大寨成為革命與不革命的既定標準。另一方麵，糾“左”和落實政策的舉動也在農村幹部和群眾抵製學大寨運動“左”的做法中逐步生成發展起來，會後，全國有二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先後召開了農村工作會議，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部署貫徹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精神，著手恢複《農業六十條》規定的關於保留自留地、發展多種經營、實行生產隊核算等做法。由於中央和地方多方麵的努力，使得1970年的全國農業生產擺脫了連續三年下降和停滯的局麵，取得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基本實現了國民經濟“三五”計劃規定的各項生產指標。
從1970年冬開始，各地農村在學大寨、趕昔陽的口號下，普遍掀起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新高潮，全國共有近百萬名幹部、1億多農民參加了農田基本建設。除普遍整地、修田、修渠、修塘、興修小型水庫和打井外，還興修了一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如黃河下遊的引黃排灌工程，經過大規模開挖排水係統後，又逐步恢複引水，先後修建引黃涵閘70多處，加上虹吸管及抽水站的建設，引提水能力達到4000多秒立方米，灌溉麵積達10670平方公裏。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等省淮河流域廣大人民，在多年治淮的基礎上，又經過一個冬春的奮戰，建成了一批大型和中小型水利工程，興修了一批蓄洪工程，整修了一批河道，開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蘇北灌溉總渠等入海工程。這些工程的建成，大大提升了黃淮流域抵禦洪澇旱災的能力，使黃淮流域基本水利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為“文革”後期的農業生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搬山填溝造平原
1970年，對於大寨和昔陽無疑是一個新起點。這一年，大寨糧食畝產首次超千斤，總產達37.5萬公斤，又創曆史新高。昔陽全縣糧食平均畝產260公斤，過了“黃河”。《山西日報》於11月26日發表題為《大寨紅旗旗更紅，糧食畝產超千斤，大寨公社譜新篇，快馬加鞭垮“長江”，昔陽人民奏凱歌，今年一躍過“黃河”》的通訊文章，謳歌了陳永貴領導下的昔陽縣所取得的生產成績，文章說：昔陽“全縣第一次湧現的畝產過千斤的大隊就有十二個，著名的大寨大隊由去年的平均畝產九百四十二斤增加到一千零七十斤。畝產過‘長江’的大隊由去年的十四個增加到六十個。今年第一次試種的三百畝棉花，也取得了平均畝產皮棉八十多斤的優異成績。”其時，北方農業會議剛剛結束，陳永貴所領導的昔陽縣以糧食產量三年翻一番的政績，被正式認定為全國第一個大寨式縣，中央將學大寨運動的中心口號確定為“學大寨，趕昔陽”。
全國學大寨，趕昔陽，令陳永貴興奮無比，也使他感到一種強大的壓力。大寨沒有新舉動，沒有新成就，昔陽沒有新套套，沒有新突破，人家學什麼？
如何在全國學大寨運動中永保領頭羊的地位？陳永貴認為“改造農業基本條件是很重要的”。“大寨改造了這麼多年，是不是潛力就沒有了呢？潛力有，再搞它幾百年也不能沒有。”他要繼續在土地上做文章。
那幾天，他一次又一次地登上虎頭山，一遍又一遍地打量著這經他一手改造出的大寨田，常常對著那些突兀在七溝間的小土山、土柱子發愣。大寨的土地經過十多年的治理，變成了海綿田、高產田，但仍是一條條、一塊塊，拖拉機開不進去，水上不去。陳永貴看著看著，當他的目光落在村裏的打穀場上時，一個極其大膽的想法——“搬山填溝造平原”開始形成了。他想，如果將七條溝間的小土山、土柱子都搬倒，大寨會出現多少大塊平地呀！這樣，山區的機械化路子就更寬了。
沿著虎頭山路，陳永貴召開了一次特殊的現場支委會。他一邊走一邊指點著一座座的小土山，興衝衝地談著自己的想法。支委們聽了陳永貴的設想，無不讚同地說：“提起山區的機械化來，過去總是隻從一個方麵想——如何使機械設備適應山區的地形；沒想到還有另一方麵——如何改變山區的地形以適應機械化的要求。真的搞了搬山填溝造平原，這兩個方麵就結合起來了，這個主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