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唱鬥爭哲學
陳永貴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他洞悉大寨村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能夠及時捕捉村民思想中異樣的東西，有的放矢地進行教育，使他們和支部的決策始終保持一致，一心想著國家、時刻不忘多給國家做貢獻。陳永貴又是征服自然的能手。他了解大寨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熟悉大寨的每一塊土地。在他血脈中湧動的堅強不屈的性格，使他領導大寨村民唱響了一曲曲改造自然的時代凱歌。正是通過長年不斷地做人的工作、持續不懈地向窮山惡水要產量，數年如一地向國家多賣糧，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最終走出小山村，走向了全中國。大寨是陳永貴和全體村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寫就的一部華章。大寨曆史是一部農業奮鬥史，一部艱苦奮鬥史。
然而，曾幾何時，革命口號、鬥爭口號滿天飛。及至“文化大革命”，這種口號更是達到登峰造極之地步。天下人人喊口號，個個講鬥爭，事事說路線。陳永貴和大寨人更是身不由己地事事表態，緊跟形勢，說時下最時髦的話，講當下最流行的鬥爭語言。對於天下人人都喊的口號，陳永貴自然也一個不落地喊過，有時甚至比別人喊得還要高，還要響。
在那個時時處處事事都充斥著“鬥爭”、以“鬥爭”為幸事的年代，不喊是不可能的，但陳永貴意識裏的“鬥爭”，他理解的“鬥爭”，和林彪、“四人幫”所說的“鬥爭”還是有差異的：
陳永貴首先把一部大寨人的奮鬥史說成是階級鬥爭的曆史。
早在1967年3月，陳永貴就適應政治形勢之需要，提出“我們大寨這麵紅旗，是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與天鬥、與地鬥、與階級敵人鬥的風浪裏出現的，是在鬥爭中前進的”的觀點。1967年9月，陳永貴又在山西省學大寨現場會議上作了題為《紅太陽照亮了大寨前進的道路》的報告。在長達六個小時的報告中，他明確提出“大寨是在同中國赫魯曉夫及其爪牙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的獨特命題，將大寨的成長之路演繹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他牽強附會地說：“中國的赫魯曉夫及原省委、地委、縣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大寨人民的死對頭。他們長期以來，打著‘紅旗’反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千方百計想把毛主席樹立起來的大寨紅旗砍倒。大寨這麵紅旗，所以能夠越舉越高，就是我們大寨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同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堅決鬥爭的結果。”此後，在各地視察、講話中，陳永貴無不依時附勢，將大寨曆史說成是一部充滿鬥爭的曆史。
其次，陳永貴把大寨發展史上一些不同的認識問題闡釋為兩條路線的鬥爭。
比如，大寨互助合作時成立了分別由賈進才和陳永貴領導的兩個互助組，陳永貴當時本是出於對老老少少的同情，遂退出賈進才組，將老少鄉親組織起來。陳永貴出名後，縣裏在總結合作化時期大寨“弱組勝過強組”的經驗時，將大寨先後出現的兩個互助組概括為“好漢組”和“老少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兩個互助組間發生的矛盾被拔高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陳永貴也在各地的巡回報告中順著別人的說法，隱去了自己曾加入賈進才組的事實，有意把好漢組描繪成另外一條路線的代表。他於1973年9月、10月、12月在甘肅省農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陝西省委召開的幹部會議、湖北省第三次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都闡述了這一問題。他說：
這十幾個勞力他們組織了一個互助組，大部分是富裕中農和地富。他們害怕這些老的幼的沾他們有勞力的便宜，就急急忙忙組織了一個互助組，人們叫它“好漢互助組”。剩下老的、小的，隻有組織“老幼互助組”。當時我在“老幼互助組”……到底誰看誰的戲呢？那不是老和小的問題，是有沒有走集體化道路的思想問題，也就是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問題。
媒體的宣傳，陳永貴的演講，使人們包括一些記者在內，對“好漢組”和“老少組”的叫法堅信不疑，對陳永貴的做法也欽佩不已。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老實肯幹、主動讓賢的賈進才對陳永貴的工作始終給予了積極的配合和有力的支持。對上述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說法，賈進才沒有說什麼，他的妻子宋立英曾找領導談過。直到2001年《人民日報》駐大寨記者站記者段存章重訪大寨時，宋立英還含著眼淚對他說：
老段，你寫過那麼多文章，你信“老少組”與“好漢組”是路線鬥爭嗎？那時候，賈進才是大寨第一任黨支部書記，又是陳永貴的入黨介紹人，老賈讓賢把支部書記擔子交給老陳，可不知為什麼後來成了以賈進才為首的“好漢組”代表錯誤路線，以陳永貴為首的“老少組”代表正確路線，一個組勝利吹上天，一個組失敗踩在地，我總是想不通呀！
又比如，農業合作社成立後，在陳永貴主持下，大寨黨支部製訂了10年造地計劃，準備用10年時間，把大寨掛在山坡上的土地，修成水平梯田，變成保肥、保水、保土的“三保田”。這一計劃對大寨人而言無疑是開天辟地頭一次，因此，不少人對此擔憂，提出了不同意見。這本是本著一種負責的態度，積極參與大寨事務，後來也被冠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陳永貴在山東省農業學大寨會議、湖北省第三次貧下中農代表會議、甘肅省農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安徽省農業學大寨先進單位代表大會、西藏自治區農牧業學大寨經驗交流大會上多次講到大寨在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中的鬥爭。下麵是他在山東省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議及此話題時的有關內容：
計劃出來了，貧下中農很擁護，那些被打倒了地、富、反、壞堅決反對……可是，貧下中農願意幹的事，誰也破壞不了！這樣，把計劃通過了。我們就在幹中學，學中幹，深刻體會到，毛主席的教導是千真萬確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貧下中農願意幹的事，你地、富、反、壞就破壞不了。你破壞，就批判你，改造你，鬥爭你。為什麼地、富、反、壞反對我們治灘、修梯田，願意把我們的勞力疏散出去搞副業，拿現錢？貧下中農一討論，就認識了：他們想複辟，還想過地主生活，還想剝削人。我們把河灘變成良田，糧食多了，收入高了，對國家的貢獻大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更能夠興旺起來，強大起來。所以，他們就害怕我們這樣幹，怕我們大幹、苦幹，由低產變高產。地、富、反、壞跟我們作對，這並不奇怪，我們跟他們就是要針鋒相對地鬥爭。這樣一來，我們就幹開了。
再比如，1963年大寨遭受特大自然災害後，陳永貴提出“三不要”和“三不少”，帶領大寨人民自力更生渡過難關，成為我國農業生產戰線上的一顆耀眼明珠。自力更生戰勝災害，這無疑是陳永貴平日裏思想工作到位、大寨人思想境界高的結果，是大寨人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精神的真實寫照，但“文革”時期，大寨的這一做法被說成了大寨貧下中農和地、富、反、壞、右鬥爭的結果：
受了那麼厲害的災，國家多次去救濟，錢呀，糧呀，物資呀，大寨的貧下中農都謝絕了。慰問時，馬車拉著物資，社員們看著那馬車，不讓東西下車，讓趕馬車的同誌吃點飯，把東西拉回去。為什麼這樣做呢？大寨遭災以後，地、富、反、壞、右每天成群結隊，到處東遊西轉，進行“參觀”，看哪塊地衝得厲害，高興；看哪家社員的房垮得厲害，滿意。看完以後，這些家夥到處煽風點火，進行破壞，說：“大寨不能呆了，種地，地基沒有了；住房，光蕩蕩的，你們隻有一條路，逃荒。”一說逃荒，貧下中農就回憶起舊社會的逃荒，妻離子散，賣兒賣女。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不是逃荒的問題，而是要更多地收糧食。貧下中農說：“地、富、反、壞、右是無孔不入的，一有機會，就猖狂地破壞搗亂。我們今天既不逃荒，也不向國家要這要那。我們要堅持自力更生，戰勝災害。”所以，國家多次給救濟，大寨都謝絕了。我們不是要錢，不是要糧，不是要物資，我們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隻要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什麼都會有。
還比如，農民出身的陳永貴擔任領導幹部後一直保持農民本色，堅持參加生產勞動，並逐漸在大寨形成了一套幹部參加勞動的製度。這是陳永貴及大寨幹部嚴格要求自己，通過參加生產來領導生產的行之有效的一套製度。這一製度後來也被說成是路線鬥爭。
1973年12月，陳永貴在湖北省視察，曾就幹部參加勞動發表過一番宏論，將幹部是否參加生產勞動上升到路線高度。他說：
我在全國跑了不少地方，我每到一個地方，首先我是問基層的同誌一年勞動多少天？為什麼問這個？我們當領導的權力是毛主席、廣大貧下中農給的。如果我們掌握不好權，那就辜負了黨中央、毛主席的希望和貧下中農的信任；如果我們掌了權，就不參加勞動，就享清福，我們想一想，對不對？行不行？這樣下去，我們究竟是為人民服務，還是變成人民為我們服務？這不是觀點問題嗎？這不是路線問題嗎？你說參加勞動沒有啥，不參加勞動也沒有啥，不是，那裏邊很有啥。這一點要講清楚。
……
這樣一來，大寨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就形成了一個製度。這個製度是關係到我們走什麼道路，執行什麼路線，是非常重要的。不這樣，你又怎麼堅持階級鬥爭？你本身就不過硬嘛！你明知不對，但又不敢問，你本身就懶饞，你怎麼批評人家，人家還要批評你哩！你又怎麼能領導人家去批判資本主義？
第三，陳永貴把學不學大寨和如何學大寨解釋為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
關於學不學大寨，陳永貴多次以昔陽為例，說明這是路線問題，不學大寨是沒有抓好路線鬥爭。
如1973年12月，他在天津市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到昔陽時說：
1966年以前，由於修正主義路線幹擾，那時候，不僅冬天不幹，夏天也是虛幹。那時，是吃返銷糧的時候多，即使天時好一點，賣餘糧也是六七百萬斤。到了1971年，我們就賣給國家8000萬斤餘糧，等於1966年一年全縣的總產量。同樣的山河也還是昔陽人，大寨也還在昔陽，產量大不相同。文化大革命前，大寨也在昔陽，為什麼全縣學不開大寨？是群眾不願意學大寨？是什麼問題？是路線問題……在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隻要我們去抓，都能抓得住看得清。
針對有些地方學大寨不得力，陳永貴說，“不是條件決定一切，而是路線決定一切”。
1974年2月他在遼寧視察考察中，針對鐵嶺地區“土地坑坑窪窪，高低不平”，學大寨力度不大的情況，嚴厲指出：
一九七〇年北方農業會議後，《人民日報》社論就講了，昔陽能辦到的，難道你們辦不到，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那麼像鐵嶺這樣地區，這樣條件，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今年是四年，明年就五年了，總可以了吧！是不是光鐵嶺地區這樣，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呢？我說不上來。不是條件決定一切，是黨的基本路線決定一切……水源公社能辦到的，為什麼有類似這樣條件的辦不到？這不隻是一個鐵嶺，恐怕還有很多鐵嶺；也不隻是我們遼寧省，恐怕其他省也有。類似這樣的地區和單位，問題從哪些方麵去找呀！這是條件不好，災情大？自然災害哪裏沒有？但集體經濟可以抗禦自然災害嘛！為什麼沒有從路線上找呢？我說應該上“綱”上“線”，找我們的差距。
在黑龍江省，他批評說：
要講條件，我看我們東北的條件比那裏（山區）的條件好得多，黑龍江省的條件更好。是條件決定一切，還是我們黨的路線決定一切？這一次就更教育了我：不是條件決定一切，而是黨的基本路線決定一切。大寨那樣不好的條件，能夠奪得高產，那麼其他地方，比那裏條件好的地方，不是應該更多的高產嗎？那麼好的條件，為什麼沒有把它利用好呢？這就不是條件問題了，這就是路線決定一切了。
關於學大寨的根本方法，陳永貴同樣以昔陽和山西為例，說明隻有通過抓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才能學好大寨，把農業搞上去。
1974年2月，陳永貴在吉林省四級幹部會議上用領導昔陽的現身說法講道：
學不學大寨，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不是學不學的問題，是走什麼道路，堅持什麼方向的問題，抓不抓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問題……隻有越批路線覺悟越高，那些因循守舊的、落後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就會掃掉。困難就會一個一個地被克服了，還有什麼不能辦的事？這樣一來，人就指揮自然了……這就把過去光在嘴上說的叫河水讓路、高山低頭變成了現實行動。這樣一幹，幹出成績來，就把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比清楚了。
1974年11月，陳永貴在山西省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又指出：
為什麼我們省有些地方農業上得不快？是執行路線有問題……農業上不去，一不能怨條件，二不能怨群眾。最根本的是路線問題，領導問題。許多學大寨先進單位的經驗證明，“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哪裏認真貫徹執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和政策，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真正執行“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領導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帶頭大幹苦幹，哪裏的農業就搞得好，上得快。反之，就得到相反的結果。
對於學大寨為什麼由點到麵推不開的問題，陳永貴也上升到路線的高度作了分析。
1973年12月，陳永貴在天津視察，指出天津農業學大寨的步子還不大，沒有由點到麵推開學大寨運動。講到如何由點到麵時，陳永貴說：
點怎麼到麵呢？就看你執行什麼路線。如果用黨的基本路線去對照，去檢查，去認真貫徹、抓住，就能由點到麵。點能辦到的，麵為什麼不能辦到呢？昔陽縣是辦到這一點了。1966年以前，昔陽縣總產量十七八千萬斤，到1971年，上升到總產為二億三千六百多萬斤，三年翻一番，五年翻兩番。如果1972年和1973年不大旱，七年能翻三番。到底是路線問題還是條件問題？同是昔陽的山河，同是在太行山頂上種田，效果就這麼不同。
在黑龍江，他又說：
那由“點”怎麼就不能到“麵”呢……這裏邊要鬥嘛，不鬥是不行啊。鬥吧！反正是七鬥八鬥，就是要鬥。要停止了鬥，那不用說“麵”，“點”也怕保持不住。老實講，我們這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放棄同錯誤路線鬥，有什麼樣的錯誤路線，錯誤路線影響在哪裏，我們就鬥在哪裏。我們就是鬥了這二十多年。錯誤路線鬥不垮，鬥不倒，批不透，批不深，正確路線執行不通，執行不了。還跟錯誤的思想鬥，跟懦夫懶漢世界觀鬥，這鬥起來就多了。大家誰沒有鬥過？不過是敢鬥不敢鬥。願意不願意鬥吧！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通過鬥爭取得勝利的嘛！再呢，就是向自然鬥，向自然災害鬥，向山河鬥。大寨鬥爭了這麼二十多年，山坡上掛著的地，已經變成了一排一排的水平梯田啦，七條幹河溝，現在都變成了旱澇保收的高產穩產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