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啟動西水東調工程
陳永貴主政昔陽期間，幹了不少實事。通過開展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昔陽縣先後修建了1000多公裏的大壩，新造土地6萬多畝，極大地改善了昔陽農業生產條件。但昔陽十年九旱，嚴重缺水。為了解決缺水問題，縣委在20世紀50年代曾帶領群眾興修了幾個水庫，緩解了一部分地區的供水問題。陳永貴主政昔陽後，一直遵照周恩來總理的囑咐，琢磨從根本上解決“水”的問題。到1975年，他啟動了旨在解決長期困擾昔陽發展的西水東調工程。
所謂西水東調，就是從昔陽縣境的西部截住流入黃河水係的瀟河水，通過人工開鑿的隧洞穿過太行山，在昔陽與壽陽交界處，從地下引向東流，經過昔陽的5個公社，調入海河水係的鬆溪河。
早在20世紀60年代，昔陽縣就有人打過西水東調的主意，終因工程大、耗資多而望而卻步。北方農業會議後，麵對全國如火如荼的學大寨熱潮，已經在修田造地上做足了文章的陳永貴，把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新辦法放在了抓水上。他帶領水利技術人員，頂風雨，冒寒暑，下丁峪，上沾岑，最後認定解決昔陽縣幹旱問題的出路是將流經昔陽縣西部的瀟河水調入昔陽縣的東部。這一主張在縣常委會上因意見不一而擱淺。1973年昔陽縣大旱，解決水的問題又一次突出地擺在陳永貴麵前。1974年，昔陽縣派人到河南林縣、輝縣參觀紅旗渠等水利工程，回縣彙報後，陳永貴當即指示：昔陽縣的水利必須走在全國前列。緊接著傳來1975年要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消息，這更使陳永貴堅定了治水的決心，他想：全國人民都在學昔陽縣，難道昔陽縣連水都解決不了？林縣能搞出紅旗渠，昔陽縣難道就幹不成西水東調嗎？於是，陳永貴在縣常委會上以發展10萬畝水澆地為目標，拍板啟動西水東調工程籌建工作。是年即抽調30名機關幹部和230名農民組成專業隊進駐工地，為工程開工進行前期準備。
1975年5月初，昔陽縣革委會副主任高秀寶向省計委彙報：要幹西水東調工程。副省長兼計委主任賈衝之答複：一麵派水利技術人員赴昔陽做勘探設計等前期工作，一麵向省委彙報。
經山西省有關部門論證，由省組織技術力量開始勘探和設計，西水東調工程初步方案基本敲定：擬在沾岑山的西部建一個莊窩水庫，修一條180公裏的幹渠，鑿一條37華裏的隧道。
5月23日，中共山西省委開會討論西水東調工程。省委書記王謙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王庭棟、劉開基、賈衝之等省級領導，省水利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劉錫田、晉中地委副書記李韓鎖、昔陽縣革委的高秀寶。會上，昔陽縣委、省計委、省水利局的負責人作了彙報。昔陽縣委主張立即上馬西水東調工程，省水利局則提出將鬆塔河上遊的水調走勢必影響鬆塔水庫的修建，主張應對瀟河流域水資源的利用進行統一規劃。但省委考慮到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召開的大形勢，一致支持昔陽縣委的意見，批準了昔陽的西水東調工程。接著，省裏成立了以省計委主任為組長的領導小組，撥款3000萬元，並調集大批人員和各種物資支援“西水東調”工程。
西水東調是昔陽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項水利工程。按照設想，這項工程，要在源頭修建一座容量近6000萬立方米的龍門口（樞紐）水庫，80多裏長的幹渠，中間再修建一座關山（旁引）水庫。從樞紐庫到幹渠隔著一座大山叫沾嶺山，要開鑿一個30多裏的引水隧洞，全程用石料水泥漿砌。幹渠全部要盤山開挖，穿山越溝，還有大量隧洞、渡槽、倒虹工程。據說，工程完成後，可解決昔陽縣城生活和工業上的缺水問題，還能發展74200畝水地，改善15800畝地的灌溉條件，共計9萬畝耕地受益。
1976年3月，昔陽縣委組織1500餘人的工程隊開赴沾嶺山，在陽泉礦務局30餘名專業技術人員的幫助下，主體工程沾嶺隧道開工。為了加快工程進程，沾嶺山隧道除在兩頭同時打，還在山上向下打了四個井，人們下到井底同時向東西兩頭打。全縣民兵齊上陣，縣委領導現場辦公，解放軍工程兵來支援，山西省水利建設工程局也來參加，昔陽縣的機關幹部、工廠工人也上工地勞動，每天平均上5000人。昔陽縣的民兵為建設昔陽的獻身精神可歌可泣，先後有190餘人在修建隧道中犧牲。
1976年冬，關山水庫定點現場辦公會議在安坪公社杏莊大隊召開。陳永貴專門從北京回到昔陽縣參加會議。會上，陳永貴以商量的口氣說：“我這次回來是和你們商量，在座的除了領導以外，都是專家、工程師。有中央地質設計院的、煤炭設計院的、水利設計院的，共80多人。你們各提一條意見還80條哩！我也提一條意見吧。依我看，原來選下的壩址不安全，是不是幹脆把杏莊這個村往前移一下，壩址再往前走一走？”陳永貴的意見得到了工程負責人的讚成和其他專家的支持，關山水庫定點方案形成。
1977年夏，西水東調工程得到了李先念、餘秋裏和其他中央領導的支持。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一行視察西水東調工程，表揚了昔陽縣的大幹精神。24日，縣委調集縣直行政事業單位3577人，開挖配套工程北幹渠。11月，經省水利局和水電部規劃管理局的研究審定，關山水庫大壩正式動工。
二、提出“五點建議”
沒有剝削、沒有差別、分配平等、無私奉公一是陳永貴追求的理想社會。為了在大寨建立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陳永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抵製市場買賣、取消自留地、關閉集貿市場、禁止家庭副業、實行大隊核算、限製個人消費，強調集體積累、實行“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的勞動管理辦法，突出政治掛帥、建成無院牆分界的統一新農舍、用共產主義思想淨化村民心靈、一次次開會狠批資修私……掌權昔陽後，又將這種“一大二公”的理想逐漸實施於全縣。1975年8月，陳永貴又向毛澤東提出了《對農村工作的幾點建議》。
陳永貴提出對農村工作的建議，緣起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下發的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
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在毛澤東的理想中，“最完美最純潔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逐步消滅分工、消滅商品、實行平均的社會。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提出了以“一大二公”為特點的人民公社構想。“大躍進”後，毛澤東雖然糾正了一些具體措施中的錯誤，但對他追求的理想社會仍然沒有放棄，他堅持認為，這一目標和手段是完全正確的，是可以實現的。“文革”初期，毛澤東滿懷憧憬地重新提出了類似“大躍進”時期理想社會的“五七指示”藍圖，後期又掀起了以平均為主要特點的“學理論”運動。
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對中國的現狀做出了一種新的判斷。他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12月2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等談話時又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他還說：“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生產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毛澤東這些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反映出他晚年對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某些客觀現象不能正確理解，對出現“資本主義複辟”懷著深重憂慮。當然，也可以看出他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權利的論述的誤解，即把按勞分配中等量勞動交換原則體現的“資產階級權利”誤解為似乎按勞分配本身就是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權利，從而把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八級工資製混同於舊社會的分配製度，似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製度本身就存在著根本上的“不平等”、“不平均”。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社論，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內容。1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發到全國，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
當時，毛澤東對於“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各種設想和嚐試都給予特別關注。1975年5月22日，某野戰軍政治部一名幹事寫信給毛澤東。他認為，國家是按同一價格收購糧穀的，農村社隊的收入，完全取決於產糧的多少。因此，自然條件差，勞動生產率低的社隊，產糧少，收入低。他說，這“是屬於形式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它是造成我國農業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建議：“實行按自然條件好差程度和勞動生產率高低的情況，采取不同種類的征購價格。條件好的適當低些，條件差的適當高些。”這種違反價值規律又脫離實際的認識和建議，卻由於提出了“均貧富”的問題，而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毛澤東於5月25日在這封信上批示：“此件印發中央各同誌研究。此事辦起來甚複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富隊可能不高興。富隊裏也有貧戶。看看結果再說。”這個批示一發出，國務院當即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進行討論，決定從中央機關抽調26名幹部，組成3個調查組，到山西、河北各選3個公社進行調查研究。經過兩個多月的工作，調查組於1975年8月間陸續寫出調查報告，對能否根據自然條件好壞和勞動生產率高低，采取不同的糧食收購價格問題作出了否定回答。
這期間，陳永貴雖因毛澤東批準了他的“三三製”，正在河南、河北和山西考察，並在大寨住了一個多月，但對於全國開展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他一直在認真思考，仔細琢磨。
1975年8月14日，陳永貴向毛澤東寫了一份《對農村工作的幾點建議》的報告。他在導語中寫道：
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後，隻用了三年，實現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現在，已過了十八年。主席發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也十一年了。這中間，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風、批林批孔，現在又開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農村的形勢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廣大群眾的路線覺悟高了，幹勁大了，幹部的經驗也多了，領導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說農村就沒有問題，農村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資本主義傾向還是嚴重的。但是第一，這不是主流。第二，這也給我們出了新題目，可以做點新文章，我覺得有些事情該辦了。
接著，陳永貴提出了五條具體建議：
一、關於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問題。他寫到：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早一點向大隊核算過渡好，還是晚一點過渡好？從昔陽的情況看，在人民公社化後的一段時間內，實行小隊核算是完全對的。經過幾年生產的發展，小隊核算就不適應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隊與隊差別越拉越大；二是小隊核算限製了大幹；三是小隊既積累不夠，勞力又少，想搞點改變麵貌的工程和機械化有困難。近兩年，我跑過的地方，許多搞得好的大隊，大都是大隊核算。我同不少縣以下的同誌們討論過，他們也認為，農業要大幹快上，要縮小隊與隊之間的差別，實行大隊核算勢在必行。
二、關於人民公社的勞動管理問題。大寨實行的辦法叫“標兵工分，自報公議”。實行這種評工製度，政治就掛帥了，可以從根本上擺脫“工分掛帥”的煩瑣哲學；可以適當照顧老、弱、病、殘，防止兩極分化；又可以限製那些不參軍、不當工人、勞力多的地主、富農分紅分糧過多，更有利於這些人的改造。目前全國大多數地方沿用的還是定額包工、死分活評，其弱點：一是搞工分掛帥，不是把社員引向社會主義勞動，而是引向搶工分，不顧質量，腐蝕了思想，影響了集體生產。二是沒有對資產階級法權實行必要的限製，擴大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資本主義有調動資本主義積極性的辦法，社會主義也應該有調動社會主義積極性的辦法。講積極性，不應該忘記了“社會主義”這四個字。
三、關於用什麼辦法照顧窮隊的問題。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不能采用國家出錢提高分值的辦法，一定要堅持政治掛帥，從加速發展窮隊的生產著手。
四、關於蓋社員住宅問題。集體蓋比單戶蓋好。這是防止擴大社員之間差別和兩極分化的一個重要措施。
五、關於社員欠集體的糧食問題。我覺得，在一定的條件下，免了比欠著好，這樣能大大調動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9月3日，毛澤東將這份建議轉給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並加了批語：“此件請閱。請考慮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發政治局同誌，並在政治局討論一次。”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精神，黨中央於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在北京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會議由紀登奎、吳德主持，中央主管農業的負責人和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共17人參加。會議集中討論了陳永貴關於短期內將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過渡到大隊的建議。
座談會一開始就出現了意見分歧。一部分與會者表示讚成陳永貴的意見，主張“從現在開始，就分期分批過渡”。一部分與會者表示反對。針對這種急於過渡的“左”傾主張，廣東省委負責人發言表示反對。他說：“我看現在最好不要一下就大量地改變核算單位，這樣容易引起波動，也鞏固不下來。”他指出：“從現在開始，就分期分批過渡，這個提法值得考慮。”“說是分期分批過渡，有的不甘心落後，怕說右傾，就會一哄而起，實際上沒法分期分批。如果真的分期分批搞上幾年，搞這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就會等待、觀望、動蕩。有的就會不搞農田基本建設了，拖拉機也不買了，積累也不搞了，分光吃光。”他說：“我主張搞試點，寧可把準備時間拖長一點。”浙江省委負責人譚啟龍說：“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主席講過至少三十年不變，已深入人心。如果風一吹下去，搞得不好，對群眾有影響。”
會上的分歧被寫入了會議呈報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討論意見》。關於所有製問題，《討論意見》仍然提出：“從現在起，可以考慮大體上在今後五年或者稍長一點時間內，基本上過渡到大隊核算，以便和1980年基本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的要求相適應。”至於完成過渡的實施方案，《討論意見》不得不把分歧的意見都列出來：一種是從現在起就分期分批完成；另一種是“用三年或者稍長一點時間，集中做好準備，使條件更加成熟，並認真總結已有大隊核算單位的經驗，然後在一兩年內分期分批完成。”後一種意見，顯然是在“文化大革命”形勢下所能采取的對“左”傾錯誤進行迂回抵製的一種拖延辦法。毛澤東考慮了不同的意見，沒有就這件事再作批示，陳永貴的建議暫時被擱置。
三、躬行普及大寨縣
陳永貴向毛澤東提出《對農村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方麵是當時轟轟烈烈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火熱氣氛使然，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迎接即將在昔陽縣召開的旨在全國普及大寨縣的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
早在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上，昔陽縣就被確定為全國首家大寨縣。會後，全國各地以昔陽為榜樣，掀起“學大寨，趕昔陽”的高潮。由於北方會議強調學大寨要“大批促大幹”，各地不僅把大寨作為生產典型來學習，更將學不學大寨看成是路線問題、方向問題。這樣，學大寨運動不可避免地出現“左”的傾向。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著手糾正某些“左”的錯誤，在農業生產上，強調落實正確的農村經濟政策，農村工作必須認真執行《農業六十條》。然而，這種努力很快被1974年初“四人幫”掀起的波及全國的“批林批孔”運動所淹沒。是年3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大寨黨支部的文章《大寨之路就是鬥爭之路》，攻擊批判極左是“一股複辟倒退歪風”，說大寨“頂住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反動思想”。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記者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了昔陽縣的農業學大寨運動》，頌揚“大寨不是一個生產典型，而是所有製變革後，農村如何繼續革命的一麵旗幟”。9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深刻的變革——大寨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的文章，指出：由於大寨善於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深刻的革命”，因而“識別能力高，鬥爭精神強，經常有個新套套”。
由於輿論傳媒不斷開足馬力進行宣傳，陳永貴又北上南下不遺餘力地加以推廣，全國都在向大寨學習，向昔陽看齊，大寨經驗、昔陽經驗已經播撒到祖國的各個角落，為此，中央決定要在全國普及大寨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毛澤東試圖通過這次會議，掀起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新高潮，以推動他宏偉戰略構想的實現。因此，他對此次會議高度重視，會前特別提議：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員都要參加這次會議，並委托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代表中央作報告。
1975年9月15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簡稱“全農會”）在昔陽縣開幕。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以及各方麵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出席了會議。昔陽是個小縣城，沒有可容納如此眾多代表的大會堂，會址隻好選擇在剛剛建成還沒有安裝設備的昔陽拖拉機廠的一個大車間。那天，拖拉機新廠房臨時搭建的大會主席台上，並排就坐著鄧小平、華國鋒、江青、陳永貴、陳錫聯、姚文元、吳桂賢、李素文等黨政要人。代表們則每人坐一小凳子，條件是艱苦一點，但與大寨精神是吻合的。
按照中央的決定，這次會議要交流農業學大寨，特別是1970年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以後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建設大寨式縣的經驗，研究進一步開展農業學大寨、盡快普及大寨縣和迅速改變窮隊麵貌的問題。同時，交流農業機械化經驗和討論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問題。
會議由華國鋒主持，陳永貴致開幕詞。他首先點明了召開這次會議的重要性：“這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是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偉大號召以來的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是農業戰線的一件大事，對廣大農民群眾，對農業職工（包括林、牧、漁業職工）、農機職工和農業科學技術人員是一個很大的鼓舞。開好這次會議，全國人民都高興，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將會發生深遠的影響。”接著，他分析了農業戰線的形勢：“農業生產連續十三年豐收，農、林、牧、副、漁各業都有較大發展。南方糧食‘跨雙綱’，北方畝產超千斤的縣相繼出現。有些縣兩三年、三五年產量就翻一番。有的縣一年大幹，一年大變。現在，大寨式的社隊已經遍布全國，還有了幾百個學大寨的先進縣。”隨後，他又客觀分析了農業戰線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指出：“還必須看到我國農業的基礎比較薄弱，生產發展的速度還不夠快。我們的糧食生產還在過關之中，每人平均隻占有六百幾十斤，並不寬裕。農副產品遠不能滿足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不少城市、工礦區的副食供應還比較緊。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還不富裕，一部分窮社窮隊和貧困山區生產生活都比較困難。”他還說：“毛主席號召農業學大寨，現在已經十一年了，但是省與省、縣與縣比，差距還很大。有一部分縣，學大寨還沒有真正上路，特別是有上百個縣糧食產量還停留在解放初的水平。應該很好分析一下，這究竟是什麼原因？現在，離毛主席提出的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隻有五年時間了，如何加快步伐，完成這個任務？這些都要求我們統一認識，真正把農業當作國民經濟的基礎來辦，全黨動員，打一場硬仗。這次會議，對於一些重大的生產措施要研究，但是主要注意力還是放到討論路線、班子、政策方麵來，放到學習大寨的根本經驗上來。”陳永貴在講話中提出大寨的根本經驗，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