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胸痛是以胸部疼痛為主症的一類疾病的總稱。胸居陽位，內藏心、肺，胸痛多與心、肺二髒有關，西醫學中的心髒疾患，特別是老年冠心病表現為胸痛者尤多。但胸痛並非都是虛證、寒證或供血不足，也並非以蘇合香丸、硝酸甘油即可統治。其有陽虛陰盛，亦有瘀血阻絡、氣機閉鬱、痰熱壅阻等不同，臨證當細審其脈、舌、色、症，辨其寒、熱、虛、實，以免誤治。
胸痛古名有“胸痹”、“真心痛”、“厥心痛”、“膈痛”等。《靈樞·厥病》中詳細論述了“真心痛”的臨床表現，認為：“真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漢代《金匱要略》則以胸痹統括胸痛，並詳細記載了不同類型胸痹的臨床表現，較之《內經》更為詳細，並補充了脈象，認為胸痹之脈是“陽微陰弦”、“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根據病情輕重分條論述其症狀，重症表現為“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一般多見“胸背痛，短氣”，再輕者隻表現為“胸中氣塞，短氣”。唐代《千金要方》係統地概括了胸痹的臨床表現，認為：“胸痹之病，令人心中堅滿痞急痛，胸中苦痹，絞痛如刺，不得俯仰，其胸前部皆痛，手不得犯，胸中然而滿，短氣，咳唾引痛，咽塞不利，習習如癢，喉中幹燥，時欲嘔吐，煩悶自汗出，或徹引背痛，不治之，數日殺人。”
至宋以後，醫家們針對前人對心痛與真心痛概念上表述不清，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嚴用和《濟生方》認為：“夫心痛之為病，醫經所載凡有九種……皆因外之六淫，內汩七情或飲啖生冷果食之類，使邪氣搏於正氣，邪正交擊，氣閉塞鬱於中焦，逐成心痛。”真心痛為邪傷“心之本經”，而厥心痛為“邪氣乘於心之別絡”。元時《丹溪心法》根據《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木鬱之發，民病胃脘當心而痛”指出：“心痛即胃脘痛。”明代這一問題基本明確，李士材《醫宗必讀》指出：“心痛在歧骨陷處，胸痛則橫滿心胸間。”“胃脘痛在心下，胸痛在心上也。”從部位上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疾患。明時戴思恭《證治要訣》用“膈痛”來描述胸痛，“膈痛與心痛不同，心痛則在歧骨急處，非真心痛，乃心之別絡痛耳。膈痛則痛橫滿胸間。”以上各家所述，盡管名詞上比較紊亂，但可歸納為：心痛當為胃脘痛，不屬胸痛範圍；真心痛、厥心痛、膈痛三者是對輕重程度不同的胸痛的概括，其中真心痛最重，厥心痛次之，膈痛最輕。仲景所論胸痹，其本身包含了胸痛的病機，同時也分輕重進行分條論述。
在胸痛的病因病機方麵，《內經》強調胸痛與心的關係，《素問·刺熱篇》說：“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素問·標本病傳論篇》更明確地指出：“心病，先心痛”。病因方麵，《刺熱篇》論述了心熱病熱爭而作胸痛，《舉痛論》論述了寒氣內客之胸痛，《素問·脈解論篇》則認為：“所謂胸痛少氣者，水氣在髒腑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胸痛少氣也。”可見《內經》已認識到熱、寒、水邪都是胸痛的重要發病原因。《金匱要略》詳細論述了陽虛陰盛胸痹之證，論雲：“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同時還認識到風熱犯肺、痰熱壅盛之肺癰病也可以出現胸痛，《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篇雲：“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唐代《千金要方》及金時《瘡瘍全書》均強調胸痛還與外科胸部瘡痛有關，《千金要方》記載胸中結癰可表現為“胸中痛而短氣”。宋以後對胸痛病因病機的認識，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麵：其一為寒邪內侵，如《醫學正傳》所謂“大寒觸心君”；其二為瘀血阻絡，如明時虞天民所論“汙血中心”；其三為痰邪所幹，如《證治要訣》認為胸痛乃“因積冷與痰氣而成”，《醫學入門》則認為胸痛乃“內因酒食積熱，痰鬱發厥”；其四為心虛失榮，如《醫學入門》論述了心氣虧耗、心無血輔、氣血俱虛均可發為胸痛。
胸痛的針灸治療始自《內經》，如《靈樞》將厥心痛分為腎心痛、胃心痛、肺心痛、肝心痛、脾心痛5種，分別配以相應的穴位。晉代《甲乙經》把胸痛按寒、熱、虛、實及輕、重分類，配以相應主治穴位。同時曆代醫家也采用針灸方法救治胸痛急證，如《丹溪心法》中提出：“卒心痛不可忍，吐冷酸水及原髒氣少，灸足大指、次指內紋中各一壯。”藥物內治，自仲景始代有發展。《金匱要略》對胸痹重證用烏頭赤石脂丸，一般者用栝蔞薤白白酒湯、栝蔞薤白半夏湯，後者用於痰濁偏甚者，而輕證反見胸中氣塞，偏水飲者用茯苓杏仁甘草湯，偏氣滯者用枳桔薑湯。宋、金、元時期，由於方劑學的發展，治療胸痛的方劑逐漸被整理歸類，如《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等都有專篇記載治療胸痛的方劑。其中《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所載蘇合香丸，仍為目前臨床急救之品。明清之際，對胸痹辨治漸為完善，如《醫學入門》以虛實立論。實者一為寒邪抑遏元氣，用草豆蔻丸、雞舌香散溫散之，或神保丸溫利之；二為寒邪化火或七情化火所致，以苦寒瀉火為主。虛者一為氣虛，用六君子湯加肉桂；二為血虛，用四物湯；三為氣血俱虛，用古歸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