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在唐朝曆史上保持著三個紀錄，似乎沒有人能夠打破。一是１８歲入仕，７８歲退休，當官近６０年，從政的時間最長。
杜佑出身於一個有著顯貴門第的士族官僚家庭。在開元天寶昌盛和平的環境中度過青少年時代並初涉政治，在戰後唐王朝的國家重建困難重重、整個社會麵臨變革的曆史條件下曆練發展，進入高層官員行列，先後參與過淮南、江西、嶺南等地的地方秩序重建，朝廷的漕運整頓、稅製改革、行政體製改革，應對永貞革新，以及元和初年的平定藩鎮準備工作等重大政治、經濟活動，１８歲門蔭入仕做一個基層小吏，７８歲以國之宰相身份退休，當官從政的時間長達近６０年，這在唐朝曆史上是很罕見的。
杜佑保持的第二項紀錄是《通典》一書的寫作，從開始動筆到最後完成用了３６年的時間，寫一部書用去的時間最長。
這個紀錄，是當時乃至後世很少有人能夠打破的。開元時人張守節寫一部《史記正義》，用了３０多年的時間，比起杜佑來要短一些。可以說杜佑的一生，除了做官處理政務，有一大半的時間就放在《通典》的寫作和修改上了。當然，《通典》一書的博大精深、規模恢弘，僅從篇幅上看就有２００卷，近１５０萬字，也是耗費時日如此之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項紀錄是６９歲才入朝為相，做宰相時的年齡最大。
唐朝定製，官吏７０歲致仕退休。杜佑到了快退休的年齡才當宰相，而且一當就是近十年，這種經曆，在唐朝的曆史上似乎也是絕無僅有的。杜佑有如此境遇，是因為在為相的頭幾年裏，從德宗、順宗到憲宗，皇帝三易其人，特殊的權力過渡政治局勢所致。
作為政治家、史學家和思想家，杜佑的活動、杜佑的思想成就，在唐代政治、學術、思想史和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政治史上的地位、作用，本書將在正文裏作細致的討論。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就成就、貢獻和影響而言，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
首先是學術方麵，開典製體通史著作先河，對中國古代曆史編纂學的發展作出了有創新意義的貢獻。
《通典》是我國傳統史學第一部專門記載曆代典章製度沿革的典製體通史著作。本書第五章將談到，在杜佑以前，記載曆代典章製度沿革的史學著作也不乏所見，但或者是正史“書”、“誌”的形式，或者是製度係於職官之下記載的《周禮》、《唐六典》那樣的形式，編纂形式、體例結構上都沒有突破。而杜佑《通典》一書，本著“探理道”、“存法製”的著述思想，省略史事的敘述，專注於製度沿革得失的考察，“把典章製度的發展衍變以及人們對有關典章製度在實際貫徹中之得失利弊的評論、分析，作為人類社會曆史的重要方麵看待，從而進一步開拓了曆史認識和曆史撰述的領域，從理論上奠定了典製體史書發展的基礎。而典製體史書的發展，從全局上改變了史學發展中編年、紀傳‘角力爭先’的格局，對推動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有重大意義”（瞿林東評價語）。
《通典》在史學史上有學術意義的突破可以概括為四點：
一是本著“存法製”的宗旨，把涉及製度部分的內容從正史書誌中提出來，專門加以編著；二是記事不限於一代，通觀地記述曆代製度，辨析沿革得失；三是打破按職官體係編排記述的傳統，為有關製度建立專門的門類，形成明確的有一定內在邏輯的製度分類係統；四是把時人的得失議論收進來，並以夾注、加論的形式隨事表達作者的觀點。以此四個突破為代表，杜佑確立了典製體著作在史學著述中的地位，為曆史編纂學的發展開辟了新途徑。
其次是政治思想方麵的成就和貢獻。杜佑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和社會思想都很有特點。他身處社會麵臨變革的時代，有“思理道”、“探政經”、“佐王業”（權德輿語）之心，以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官員的身份，以及有“經邦致用”、學術為現實服務態度的學者的身份，有繼承、有發展地對待儒家傳統治國理論，關注各種重大現實問題，對諸如國家的製度建設、政府行政體製和管理機製等製度安排，禮治法治的社會秩序，國家的財政經濟建設，以及社會曆史的發展過程、發展變化規律等重大曆史和現實問題都作過長期的深入的思考，並形成見解主張，以多年的政治實踐和積極地獻言獻策，以及《通典》一書的寫作，對唐代政治和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