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就對中國曆史上著名神童的故事印象非常深刻。例如，駱賓王6歲寫《詠鵝》詩；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梁啟超4歲精讀四書，6歲讀完五經，11歲考上秀才，等等。所有這些都讓我想到，我是不是也可以對自己的孩子進行智力的早期開發呢？
說實話，我當時根本沒有聽說過早期教育這個概念，所以在決定對孩子進行早期智力開發時，我曾想到三種可能的後果：其一，早期教育不僅使孩子的智力提早開發，而且有利於大腦功能更好地開發利用；其二，早期教育僅僅是智力提早開發，對大腦功能的發展利用並無實質性好處，隻是時間提早而已；其三，早期教育雖然表麵上促進了智力開發，但實質上打亂了大腦的正常發育，因此是得不償失的“拔苗助長”的做法。
在看了大量名人傳記和有關書籍之後，我雖然也一度陷入矛盾之中，但是，最終我還是堅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說，在孩子出生之後，我們堅定地選擇了早教。我們深知，任何一種偉大的追求都不可能是毫無風險的，人類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勇敢的失敗者的屍骨鋪成的。作為追求奇跡的人，我一生都在冒險，從來都是把風險置之度外。
我們當時認為，第二種結果是可以指望的，也就是說，良好的早期教育至少可以提早孩子的智力發育時間，從而為孩子爭取到寶貴的黃金歲月。這種結果非常符合我們當時“追趕時間”的心態（我們希望從孩子身上追回自己因生不逢時而失去的年華）。說句實在話，在那段生存問題大於發展問題的苦難歲月裏，如果不是出於心靈深處的一種強烈欲望，我們是不可能在別人的說教下去策劃幾十年後才能見成效的工作的。
我們的早期教育是從數字教學開始的，3歲之後才教一些常用的漢字。據我們所知，曆史上的神童早教成功大都得益於識字教育，而我們的早教成績主要通過數學訓練取得。這種方法究竟科學不科學，我們不得而知，但確實為我們的孩子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孩子的嬰兒階段，最初輸入語言信息時，我們就是用數字。以教天文為例，我們在他下巴上劃一下，就念“一”；劃二下，就念“二”……兩三個月時，就輕打他的手心，邊打邊念“一、二、三、四、五”，然後在他手心上輕輕地刮幾下。這樣的動作每天重複多次，他竟感興趣了，8個多月他自己就能按順序念出1—5的全部數字。
天文的識字教育也是從數字開始的。1歲多一點兒就能認識1—10的阿拉伯數字，然後是一至十的中文數字，再後來是壹至拾的大寫數字。我們用硬紙板做成小小的四方塊，每一塊上寫著一個數字，背後畫上對應的幾點，一個一個教他認，認不出來的時候，讓他看後麵的點數。沒過多久，他就把這些數字全認出來了。
正當我們著手對孩子進行更多的數學訓練時，偶然遇到一位多年不見的在教育界工作的朋友，他為我能活到今天而且結婚生子感到特別高興。當談到孩子的早期教育問題時，他大力反對我的數學訓練方法，並向我們介紹了盧梭的自然教育理論。
所謂自然教育理論，就是指遵循自然原則，對兒童進行分階段教育，教育要與兒童各個階段的身心發展相一致，不能超前，也不要誤過最佳教育時間。這樣美好的理論乍聽起來似乎是無懈可擊的，因為精通科學的人都知道，人類的任何一種活動都不能違背大自然的法則，否則必將受到大自然的無情懲罰，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因此，我沒有理由不去考慮盧梭的自然教育理論，更沒有理由拒絕朋友的善意忠告。但是，我仔細分析盧梭的理論之後，發現這裏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有待解決：對人類來說，究竟什麼樣的教育與兒童各個階段的身心發展相一致？怎樣的教育會過於超前，又如何才不致錯過最佳教育時間？
盧梭正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失之武斷。他在沒有關於大腦功能發育的科學數據支持的情況下，提出各個階段相對應的教育方法，認為12歲之前是孩子的“理性”睡眠時期，這一階段隻能以感覺經驗認識世界，讓孩子用感覺器官去感受、去摸、去看、去聽，而不應該運用讀書等理性手段來改變他身心的自然發展。因此，他提出12歲之前絕不讀書，不希望造就年紀輕輕的博士和老態龍鍾的兒童。
我們無意判斷盧梭的教育理論是否正確，但有一點是堅決持保留態度的，即他所說的12歲之前是“理性”睡眠時期，12歲之前絕不讀書，在我們看來是一種主觀臆斷，並非嚴格的科學結論，我們不能輕信。萬一錯了，豈不錯過了孩子的最佳教育時間嗎？而不要錯過最佳教育時間又正好是盧梭教育理論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