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來說，即使不談鴉片的非法性問題，當時的英國也很難與現代意義的自由貿易沾邊。它的所謂“自由”，大概第一是要打破在它之前的歐洲強國，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對貿易的壟斷；第二是打破政府對貿易的壟斷。隻是到了鴉片戰爭的前夕，壟斷的東印度公司才將銷售鴉片的權利“自由化”到散商那裏，卻仍然保持著強迫印度農民生產鴉片的壟斷權。與東印度公司相比，中國廣東十三行畢竟是獲得特許權的多家私人商號，特許權隻涉及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大宗商品，並不壟斷其它商品的貿易。盡管這些特許商號共同成立的公行有“價格壟斷”之嫌，但其主旨仍是行業自律，以致其“行規”開頭就說“中外一家”。至於關稅率，直到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率還高達30%以上，比當時中國官方規定的2-5%的關稅率高了許多，顯然遠不夠“自由貿易”的標準。
隻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英國的貿易政策才確實開始走向了“自由貿易”。但這時英國已經用暴力手段搬倒了兩個昔日的經濟巨人（中國和印度），並且為了這一天，如果從1700年算起，它已經實行了幾乎一個半世紀的重商主義政策，也到了該考慮克服該政策弊端的時候了。盡管中國的實力不是一下子能被打垮的，但這條“龍”的脖子已經被勒住了：被強加了5%的條約關稅率，而英國的關稅仍然由自己做主。
實際上，英國的“貿易自由化”的過程是漫長的，直到1900年左右，英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率才降到約5%，在1860年左右，這個數字曾高達15%，而到了20世紀大蕭條時期，這個數字又回升到了20%以上。因而英國式的“自由貿易”理想還有一層含義，即在貿易對手被強加低關稅率的同時，自己保持較高的關稅率，如同對待印度和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一樣。
在經濟學假定的情形下，自由貿易確實優於貿易保護。但是這種自由貿易沒有在英國實行過一天，它不過是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為自己的利益而不斷去損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在1900年這場經濟危機中，英國的貿易保護措施的確在一段時間內保護了自己的經濟，卻給他國帶來了傷害。其所提倡的自由貿易，若隻談自己的利益，不談因此給他國造成的傷害，隻可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日俄戰爭的爆發
為緩解因經濟危機而給國內造成的壓力，以及它們因手裏有點資本而膨脹的擴張野心，這時的一些工業強國還選擇了戰爭。如日本和俄羅斯就是如此。
19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先是將戰爭的矛頭指向了中國，它與清政府北洋水師打了一場大海戰，雙方損失相當，但因當時清政府無能，李鴻章軟弱的情況下，日本得寸進尺，尋找機會全殲了不敢抵抗的中國海軍，並在朝鮮半島和中國遼東半島登陸，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侵華戰爭。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不得不向日本賠款二億兩白銀，加上俄、法、德三國幹涉歸還遼東半島，又向日本支付三千萬兩白銀。日本政府以從甲午戰爭中獲得的巨額賠款作為資本，推行戰後經營和軍備擴張，日本的軍事工業發展迅速，尤其是海軍。豐厚起來的日本銀行通過普通銀行向產業界積極的提供資金，設立了日本勸業銀行、府縣農工銀行、日本興業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台灣銀行等特殊銀行，並於1897年的賠款為基礎，確立了金本位製。金本位製的確立，有利於穩定幣值，擴大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增強日本的對外競爭力，使得日本經濟與國際市場密切聯係。加上甲午戰爭後其它有利條件，民間工業也迅速發展起來。就這樣日本從甲午戰爭中奪得的巨額賠款從金融、貿易等方麵促進了國內各產業的振興，再加上戰時經濟的影響，一度出現了繁榮的景象，企業十分興旺。
不但如此，在甲午戰爭中從中國手裏奪得朝鮮的日本，在成功實現明治維新各項資產階級改革的同時，也一步一步踏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對外競爭意識使日本選擇了“脫亞入歐”，與西方列強共同宰割和爭霸東亞的發展方向。先占台灣，後搶遼東半島，再入朝鮮，一個小小的彈丸之國，胃口何以如此之大？原來在19世紀末，整個亞洲，惟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擺脫列強侵略並迅速崛起，發展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強國，但因其國土狹小、資源貧乏使得日本經濟發展受到極大製約，於是走上了殖民擴張的道路。
甲午戰後，日本掀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高潮並未持續幾年就爆發了1900年全麵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與世界經濟危機交織在一起，沉重打擊了日本經濟。在與中國的交戰中嚐試了戰爭甜頭的日本資產階級，決意再次發動戰爭來擺脫經濟危機。
而1900年經濟危機的到來，也使得俄國工農運動日益高漲，國內已處於革命形勢之下，沙皇政府企圖以戰爭來阻止革命。沙皇政府內務大臣維·康·普列維說，要製止革命，我們需要打一場小規模的勝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