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寫蒲鬆齡？最初是為完成科研任務。一九七八年山東大學蒲鬆齡研究室成立，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寫《蒲鬆齡評傳》。我用四年時間查找蒲鬆齡生平資料。它們大多塵封在博物館、圖書館、蒲鬆齡紀念館，多年無人問津。如多種蒲鬆齡手稿和《聊齋誌異》珍貴抄本；淄川縣誌、山東府誌；與蒲鬆齡交往的張篤慶、袁藩、王士禛、畢際有、高珩、唐夢賚、朱緗等的文集，多數是手抄本乃至手稿本。《蒲鬆齡評傳》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程千帆先生稱評傳“翔實而有文采”；蕭滌非先生稱評傳“文筆犀利，三端——辯士的舌端、俠客的劍端、文士的筆端——俱備”；著名作家劉白羽先生、孫犁先生也不吝賜教，給予熱情鼓勵。在紅霞公寓，白羽老人指著他的書架對我說：“你看，我把你寫的《柳泉居士》和莫洛亞寫的《雨果傳》排在一起，能出這麼漂亮的好書，連稿費都可以不要。”《柳泉居士蒲鬆齡評傳》是台灣出的繁體字版。
完成蒲鬆齡評傳後，我轉入《聊齋誌異》文本研究，又得到古典文學研究泰鬥吳組緗先生、程千帆先生指教。程先生建議我尋找隻屬於蒲鬆齡、非共性、別人沒有、而他非常突出的東西。吳先生用整整一天時間與我談如何寫好《〈聊齋誌異〉創作論》，並欣然題寫書名。吳先生提醒我：研究《聊齋誌異》，不要僅關注文學，還要關注時代經濟和社會思潮。在兩位老先生指導下，我在“人物編”、“詞章編”之外增寫“神思編”，綜合論述聊齋思想藝術，寫出諸如“《聊齋誌異》是曆史長河在巨大斷層跌落時濺起的飛瀑；《聊齋誌異》是新思潮、新方法的陽光投射在傳統文化的滔滔江水上映出的彩虹”。朋友們謂之“頗得新意”。此後我用八年時間在《文史知識》開“聊齋人物論”專欄並結集由中華書局出版。而在三聯書店出版的《幽冥人生——蒲鬆齡和〈聊齋誌異〉》引來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關注和邀請，從而有了“馬瑞芳說聊齋”二十四講並衍生多種聊齋專著，尤其是《馬瑞芳重校評批〈聊齋誌異〉》。
學術研究不可能靠一人一書打天下，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眾人拾柴火焰高。幾十年間，國內外學者眾擎群舉，蒲鬆齡生平及作品研究取得很大進展。繼山東大學《蒲鬆齡研究集刊》出版四輯停刊後，蒲鬆齡紀念館《蒲鬆齡研究》已出八十多期。路大荒、前野直彬（日）、劉階平（台灣）、羅敬之（台灣）、張景樵（台灣）、高明閣、勞洪、李士釗、袁世碩、鄒宗良、王枝忠、李永祥、楊海儒等學者出版蒲鬆齡生平事跡及作品研究論著。朱一玄先生出版《〈聊齋誌異〉資料彙編》。吳組緗、聶紺弩、聶石樵、何滿子、殷孟倫、孫昌熙、關德棟、嚴薇青、朱其愷、任篤行、章培恒、趙蔚芝、李茂肅、李厚基、周先慎、馬振方、任孚先、張稔穰、王平、藤田祐賢（日）、楊瑞（美）、白亞仁（英）、蔡九迪（美）、辜美高（新加坡）、八木章好（日）等學者整理、疏證、剖析蒲鬆齡著作。蒲學成為古代文學領域進展快、開拓深、成果突出的重要學科。
二〇一二年承蒙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編委會青睞，讓我撰寫蒲鬆齡傳。我曾躊躇有無必要第四次為蒲鬆齡寫傳，仔細想來，又有必要。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蒲鬆齡評傳》應算原創性“大陸第一本”，可勘誤補漏、深入探討之處不少。蒲鬆齡是古代作家生平資料保存最全的作家之一，經過蒲學家多年共同努力，蒲鬆齡生平事跡基本搞清，沒有大的難點、疑點，也沒有重大爭議。這個時期我出版兩本蒲鬆齡傳，即任繼愈先生主編的山東教育出版社“齊魯人傑叢書”與山東友誼出版社的《圖說蒲鬆齡》，與學術界蒲鬆齡研究同步，汲取了蒲學家共同研究成果。如果說仍有遺憾，則是這類學者型傳記寫法既學院化，又失之簡略。而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編委會的決定，正可成就我將蒲鬆齡研究數十年成果集於一書，力求實現補缺消憾，以期獲得更廣泛讀者的願望。
歌德說過，傳記文學是“半史半詩”文體。
寫作家傳記，既要有事實依據，又須文采激情。傳主不能僅躺在紙上，還須像3D動畫般站起來，動起來，活起來，使古人與當代人思想、情感互通互動。二〇一五年恰好蒲鬆齡逝世三百周年，正需要一部讓蒲老先生動起來、活起來、可讀性較強的傳記文學作品（絕對不是曆史小說）。這一點恰好與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編委會的初衷不謀而合。
作為中華文明史上留名的作家，蒲鬆齡對中國文學做出隻屬於自己的特殊貢獻，為他立傳，就該把這些特殊貢獻及來曆弄清楚。比如說：